计士雄

（嘉兴市农业经济局，浙江嘉兴314031）

嘉兴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境内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灌溉便利。随着工商业的侵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业化，在商品交换的刺激下，嘉兴广大农村，大量的种桑养蚕等经济作物（见宓治《嘉兴府志》：转自《浙江通志》99卷：嘉兴平原植桑……尺寸无旷土）。

嘉兴府海盐县天启间，“桑拓遍野，无人不习蚕矣”（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比户桑蚕为急务”。

种桑养蚕为生丝、丝织业提供原料，于是，各地商人纷纷来嘉兴产地收购，如乌青镇（今桐乡乌镇）蚕毕后，各地商客投行收买（见张炎贞：《乌青文献》）。

当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已经渗入农产品的产销过程中，如蚕桑经营者，由于资金不足，往往向富农借高利贷。据董蠡舟《蚕桑乐府》所载，农民养蚕之资贷于富家，蚕毕贸丝偿，而念其十一。

种桑不仅仅是为了供给自家养蚕的需要，在嘉兴农村中已游离出一些农民专种桑叶，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并出现“桑市”（亦称叶市），“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饶裕者亦稍以射利，谓之作叶，又谓顿叶。种栽百桑成阴后，可得二、三十石，以平价计之，每石五、六百文，获利不薄矣”（见董蠡舟《乐府小序》）。在《石门县志》卷十一卷《丝诶》上，还记载着明万历七年（1579）有乌村村民王财养蚕缺叶，以二几乌桑叶的故事。

由于嘉兴蚕桑业商品生产的高度发达，从而出现了在农村以专门种植桑叶的，私卖蚕种的商品经营者。

蚕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当时在市场上曾出现了几本有关种桑养蚕的专著，如：《蚕经》、《补农书》等等，都有有关种桑养蚕的记述。

(1)全桥车行道桥面铺装上分布有多条明显的纵向裂缝，裂缝均对应于板梁间铰缝位置，且板梁间底面均有通长的渗水痕迹，这表明实心板梁间的铰缝已经损坏，桥面病害见图2。尤其是第5跨桥面铺装对应于4-5-22号～4-5-23号板梁铰缝处，距5号台2.0～4.5 m范围内已出现明显的凹陷，最深处达5.0 cm，但对应此铰缝两侧板梁底面无明显错位，这主要是由于板梁间铰缝已严重损坏，此处桥面铺装在重车的反复碾压下产生了局部凹陷。铰缝的损坏降低了桥梁的横向整体性，使得荷载横向分布集中，已形成单梁受力的不利状况，大幅度降低了桥梁上部结构的承载能力。

明代中期，由于嘉兴地区大量耕地种植桑树，挤压了该地区粮食的种植面积，致使嘉兴西南所属种桑养蚕大县，不得不依赖外地供给粮食，形成了农产品专业种植区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交流。例如，当时嘉兴石门田地相等，一年仅是八个月的粮食自给，其余四个月则需靠以蚕桑易米而食。在以往是鱼米之乡的嘉兴，而到明末，已变成了种米不足的地区，每年则需从外地进入程麦千万石以求平衡，这样的农产品生产布局，有力的促进了农产品商品交换。从而，引起了嘉兴农村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

进入大清王朝，康熙三十五年（1687），康熙皇帝在其《桑赋》序中说：“联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工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嘉兴种桑养蚕已呈现顶盛时期。

到了晚清，由于战乱频繁，特别是嘉兴成为太平天国的主战场，使人口急剧减少，农村荒芜，遍地桑地，由于无人耕耘和照料，逐渐枯萎。嘉兴地区养蚕生产转入低迷。

多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逐步复苏，以及国际市场对蚕丝需求的扩大，国际市场蚕丝价格持续坚挺，嘉兴地区种桑养蚕又见反弹。

进入民国时期，即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八年（1911～1929），是嘉兴地区种桑养蚕的黄金时期，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以及稍后一段时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残杀，拓宽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他们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控制和掠夺，致使我国民族资本利用这个有利机遇而开始兴起，嘉兴农村又迎来了种桑养蚕的春天。

以嘉兴县为例，全县有桑地10530 hm2，叶行146家，民国四年（1915），茧行计有105家。茧行资本多则10余万元，少则也有2～3万元，全县产茧总值500万元左右（每50 kg鲜茧都在百元以上）。

但自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嘉兴蚕茧生产又开始衰落，开始只是慢性的下滑，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后，由于日本廉价的人造丝在我国国内的大量倾销，单位蚕茧价格乃急性地向低价滑坡，嘉兴蚕茧价格减幅几及往年的1/5，鲜茧一下子降为20元/50㎏，迫使仅仅依靠养蚕生产收入来维持生活的蚕农，走向悲惨的境地。据抽样调查，民国廿二年（1933）蚕农户均收入为26.60元（银元），民国十七年（1928）的户均收入为63.13元，蚕户售蚕收入平均减少约50%以上。

蚕茧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着种桑养蚕生产的发展和萎缩。

仍以嘉兴县历年蚕茧生产和蚕茧价格波动情况为例：民国十七年（1928），鲜茧价格为105元/50㎏，全县鲜茧产量3765 t；民国廿二年（1933）境内鲜茧价格为38元/50㎏，全县鲜茧产量为1750t，比民国十七年（1928）减产为53.5%。嘉兴县历年鲜茧和价格的变迁，见表1。

表1 嘉兴县历年鲜茧和价格的变迁（1928～1935）

由表1可见，由于民国十七年和十八年（1928、1929）两年茧子价格高达百元左右，所以导致民国十九年养蚕生产的大发展，全县全年生产鲜茧4165t（折合当时干茧2.48万司马担），成为历史上最高纪录，而后，嘉兴丝绸外销疲软，境内茧价暴跌，一般蚕农视养蚕为畏途，养蚕生产也逐年下滑。

抗战期间，嘉兴全境被日本侵占，桑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铁路和公路沿线两边，桑树被全部砍掉，房屋和蚕具亦被毁者极多。

抗战胜利后，原以为可以逐年恢复蚕桑生产，但由于国民党统治者又挑起内战，致使养蚕生产恢复困难重重。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嘉兴县春期发放蚕种仅12300张，秋期发放蚕种为25000张，几乎仅为战前的十分之三四；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季发放蚕种141648张，同年秋季发放蚕种23613张，二者合计该县全年发放蚕种165261张，比上一年稍有增加；这一年全年生产蚕茧为1480 t，而桑地面积则仅仅是4667 hm2七万余亩，而且都是低产桑地。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生产上贯彻“以粮为纲”，政府对蚕茧价格一直采取低价收购政策，因而，嘉兴地区（五县二区）的蚕茧产量在1965年之前始终徘徊不前，现将1952～1965年嘉兴地区蚕茧产量列表2。

表2 嘉兴市1952～1965年蚕茧产量

即使又过了14年，即1979年，嘉兴全市蚕茧产量亦不过达到24455 t，也就是说，全市经过30年的种桑养蚕，蚕茧产量还远远未达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使蚕农们放开了手脚，由于蚕茧价格的多次加价，嘉兴蚕茧产量呈快速发展势头，见表3。

表3 嘉兴市1980～1987年蚕茧产量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受着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而有所起伏，也就是说，蚕茧在市场上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周期率，市场上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下落，反之，价格就上扬。而当今，蚕茧在国内外的周期率是6年到8年左右。

嘉兴蚕茧生产在全省和全国都占重要地位，蚕茧产量占全省产量的40%，占全国产量的10%左右。

嘉兴地区种桑养蚕生产受国际蚕丝市场供需关系，有多次周期率的上涨和回落，这是很正常的发展规律。

嘉兴地区养蚕的道路，就是沿着这条周期率的道路发展着，见表4。

2001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嘉兴桑地面积在逐年缩小，蚕茧产量也逐年减少，这是自然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向，和过去日本种桑养蚕事业一样，这是嘉兴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表4 嘉兴市1997～2001年蚕桑生产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