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德哥尔摩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5日给出的答案是，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Alvin E.Roth）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Shapley），以表彰他们在匹配稳定领域所作的研究。

杰出的经济工程案例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马克当天中午13 时（北京时间19 时）在皇家科学院会议厅用瑞典语和英语宣读了获奖者名单。他说，罗思和沙普利因在匹配稳定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方面的研究贡献而获奖。

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和其他评委介绍了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他们表示，两位获奖者在不同的个体或机构如何使匹配及其可能性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学生必须能够与学校相匹配、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与器官捐献者相匹配等。如何能高效地完成这些匹配？什么样的方法对何种组织最有效？罗思和沙普利的研究成果从匹配稳定理论到市场设计实践（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来回答了这些疑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沙普利采用合作博弈理论和比较不同匹配的方法进行研究，确保配置的稳定性，并在匹配过程中限制变量的影响，从而保证匹配的双方不会被对方干扰。沙普利和其研究团队的成果展现了一种特定方法的设计如何系统地有益于市场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罗思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在实践中的运作机制。通过一系列实验，他发现“稳定”是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他还重新设计了现有的体系以匹配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患者和志愿者。这些新的发展都基于沙普利的匹配稳定理论，罗思还就涉及道德限制和特定情况的方面进行了修正。声明还说，尽管两位获奖者独立地进行了各自的研究，但沙普利的基本理论与罗思的实证实验相互结合，产生了一个研究和改善众多市场性能的研究领域。今年的经济学奖实际上授予的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程案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配置理论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对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作出的选择。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两位诺奖得主观察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和启示。

选择了罗斯和沙普利，意味着瑞典皇家科学院规避了2012年宏观领域的一些热门话题，比如财政政策、紧缩措施和刺激政策。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对于上述热点，委员会既未热衷也未逃避，只能说今年的评选与金融危机“没有任何联系”。

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

阿尔文·罗斯生于1951年12月19日，1971年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运筹学学士学位，随后赴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1973年获运筹学硕士学位，一年后获运筹学博士学位。目前，罗斯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任教，他在博弈论、市场设计与实验经济学取得卓越贡献。

在2003年，罗斯开始负责设计肾脏捐献管理新系统。对于想捐肾给亲人但由于血型不匹配无法实现的案例，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与其他不匹配的捐赠者交换器官。目前，虽然利用这一系统进行肾脏移植的患者还不多，2009年只有不到1000例，但是它的前景仍为许多人所看好。撰写“经济学原理博客”的大卫·沃什认为，罗斯的工作对于器官和病人的有效匹配是“革命性的”，在他之前，根本没有经济学家涉猎于此。“他真的改变了这一切，挽救了很多生命”。

对于罗斯投身其中的实验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认为，这门学科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而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同时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董志勇还指出，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做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

合作博弈论的“逆袭”

劳埃德·沙普利是杰出的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及经济学名誉退休教师。他对数理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做出过杰出贡献。“囚徒困境”的提出者、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塔克曾评价说，在博弈论领域，论重要性，沙普利是仅次于冯·纽曼的研究者。

博弈论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分支，一是非合作博弈，一是合作博弈。事实上，博弈论的早期开创者们，包括纳什、沙普利、哈萨尼、泽尔腾和奥曼等人对非合作与合作博弈均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后来的发展使这两个分支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由于20世纪后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非合作博弈在研究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非合作博弈相对于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与之相应地，在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非合作博弈是一门主要的必修课。而合作博弈的内容大多不在主要授课计划中。然而，合作博弈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事实上，起源于纳什的谈判博弈和沙普利值的公理化方法，在经济学中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沙普利是同时代的合作博弈论里公认的权威，与沙普利同时获得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博弈论学者阿尔文·罗斯曾在其编辑的《沙普利值》一书的前言里说道：“我有幸常常朝拜性地会见沙普利，我们所有这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欠沙普利一个智慧的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文举教授告诉记者，沙普利作为合作博弈的创始人，在纳什的基础上给出了合作博弈的公理化体系即沙普利值，它告诉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如何保证对每个利益主体进行公平分配，主要来度量贡献率。沙普利值方法的出发点是根据每个局中人对联盟的边际贡献分配联盟的总收益，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只有在这种公平的机制下大家才有积极性继续合作下去。

沙普利值方法自问世以来发展迅速，并被运用到很多方面，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如费用分摊，损益分摊等。用沙普里值方法较一般方法更能体现合作各方对联盟的贡献，因而更合理、更科学。

王文举指出，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MM 定理”，这个定理是在假设信息对称的前提下，企业价值和比例。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包括股东和员工对企业经营情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用博弈论的观点和建筑的模型，用负债比例显示企业的负债质量。

王文举认为，学习和研究合作博弈和沙普利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分配制度从最开始提出的“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发展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以看出，我国的分配体制一步步往前推进，但是如何按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一个大问题？沙普利值就提出了一个好的方法和机制，帮助企业如何根据边际贡献进行分配。

诺贝尔奖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对于诺奖获得者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姚树洁在指出，两位诺奖得主的共同研究方向是资源的分配，以及如何设计合理的市场机制来达到这样的分配效果。其实，这个理论到处都可以得到应用。例如，中国地区发展差别，行业扭曲，也就是目前说的结构调整，其实就是资源的重新分配。他指出，这和中国密切相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政府的功能等等，每一个都和资源配置、市场设计有密切关系。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也指出，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家再次颁发给博弈论学者，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鼓励将理论模型应用于市场，真实解决市场资源配置，而这些对于中国的市场改革也带来很多借鉴的作用。

周林教授强调，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就是要找有效的配置，价格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手段。在他看来，很多市场均衡通过价格来实现，但在医疗市场和教育市场，如果用价格来平衡这些市场的话，这会受到很多人的置疑。周林表示，在医疗市场改革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不是不能够完全依赖于价格来解决。所以这个市场化如果说简单地理解为用价格机制来调整得到供求平衡的话是不能够接受的。

周林教授还提到车牌摇号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汽车牌照分配，上海和北京已经都开始进行限制，一个是通过市场化的拍卖，而另外一个是通过摇号的方式。如果用本次得奖者的原理，实际上上海的办法更为有效合理。”周林解释道。他指出，以北京10月车牌摇号为例，北京10月投放市场指标是19833 张，而申请号码的总数有117 万人。所以中签率为59:1。一个真正需要的人有可能要等待近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得到车牌，而上海相对好很多了，通过价格机制来做。但是要花6 万多块钱，获得其价格居高不下也带来一定的问题。

对于车牌摇号问题，周林教授提出，如何合理配置这一资源，除了价格机制外，经典的GS（Gibbard-Satterthwaith）定理也是可以尝试的。在他看来，上海车牌拍卖有一个问题，每一个人报什么价格的话，就得付什么价格。这就是所谓的最高价格。而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支付当期均价，也就是所谓的均衡价格，因为最后支付的正好是在需求和供给相同的地方。周林用IPO 的定价中的多次询价后的最终均衡定价来比喻这种新的方式。他坦言，现在的车牌拍卖大家的报价都不是自己的真实价，都是猜测的价格，而这种方式则能够让大家更加直观、直接、诚实地把意愿说出来，同时也能够解决车牌居高不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