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前不久，我参加了光明日报社召开的“寻找美丽乡村教师之农村教育改革论坛”，很有感触。

记得去年8月28日，在新学期和第2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河北省张北县第三中学作了一个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村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人口众多，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教育的整体水平。温总理在讲话中还对推进农村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创新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和造就高素质的农村教师队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应该说，国家近年来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社会各界对农村教育问题也非常关注。但是，总的来说，许多问题仍然不尽如人意。就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新的学期开始了，但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3000余名学生竟要自带课桌报到。有的学生因此搬来茶几，而留守儿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来桌子陪其报到。虽然后来麻城市政府拿出500万元紧急应对，但是这个现象的背后说明，农村教育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实，就是这次“寻找美丽乡村教师”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造就”这些美丽的背后，何尝没有我们政府的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呢？

我一直认为，农村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的短板。中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超过半数生活在农村，一半以上的学龄儿童在农村。农村教育不仅是农村的希望，也是教育的希望。现在，我们城市的许多学校已经能够跟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学校媲美，上海学生的PISA成绩甚至名列世界第一。但是，这不代表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根据木桶原理，木桶能够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在中国，教育上最短的那块板，就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水平，最终决定着中国教育的水平。所以，没有农村教育的高品质，就不会有中国教育的高品质。

农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近几年，我一直在为此探索、思考、呼吁。2009年，我提出了农村教育严重萎缩应该怎么办的问题；2010年，我提出了农村教育应该是农村的教育的问题；2011年，我提出了农村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的问题；2012年，我提出关注农村“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等问题。

其实，千头万绪集于一点，中国教育问题无非是公平与质量的问题。农村教育问题解决了，中国教育的公平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也会有基本的保障。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呢？我认为一是加强对各级政府的考核、监督力度，二是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

从加强对各级政府的考核、监督的力度来说，关键是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教育中的责任。其实，对于农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全社会的基本共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也有相应条文。问题在于我们基本上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今年8月30日，《南方周末》有一篇图文报道《城市边缘的童年》，其中涉及的孩子，都没有进学校，那个8岁的孩子刘春梅，从云南跟着父母到浙江永康打工，与课堂无缘；12岁的贵州女孩陈在望，跟父母到城市打工，不仅没有上学，还要帮助父母干活，像大人一样照顾弟弟。再如前面提到的麻城市的课桌椅问题，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根本没有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当媒体曝光以后，政府才真正重视起来。类似的问题还有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宿舍、农村教师编制、农村学生的交通、农村教师的住房等，非常之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有一个详细的工作清单，应该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全面信息。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然后，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帮助政府自觉履行职能。

从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来说，关键是要因势利导。中国的政府再强再大，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教育上的有些事情，是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如农村教师的短缺和质量提升等。在这些方面，不如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实践表明，利用全社会的智力资源尤其是退休教师志愿者支持农村边远地区的教育、解决农村教师的短缺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城市退休人员也近6000万人。由于营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大部分五六十岁的人还正当壮年。事实上，我国退休年龄较发达国家早10年到15年。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与社会资源财富，应该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加以充分利用。

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民间团体或个人自发地探索与成功地实践，其中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广西等地开展的“常青义教”项目最为典型。这个以退休教师为骨干、以城乡对口支援为抓手、社会组织配合的多方位、有规模、可持续的支教模式，不仅是对“国培计划”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也对整体提升农村教育的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常青义教”项目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南宁市教育局的支持、指导下，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组织城市退休教师到贫困地区学校进行教学管理提升和师资培训的老龄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2010年3月启动,一批广西南宁的退休教师到广西河池地区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乡中学开展支教活动。到目前为止，“常青义教”已经扩大成广西、云南、河北、辽宁、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九个支教项目。仅2011年，“常青义教”就招募了城市退休教师志愿者578人，志愿服务时间达47156小时，影响辐射297所学校，直接受益教师3185人，间接受益学生52346人。退休教师以志愿者身份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支教活动所需的交通费、食宿补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供。

“常青义教”模式与传统的支教模式相比，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一是传统支教以一线在职教师为主,由于城市的优秀师资也十分紧缺，这就造成了这种模式很难大规模推广。而“常青义教”以退休教师为主体，他们数量巨大，而且有时间、有专业、无负担、无后顾之忧。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用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回馈社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有对退休后被社会“边缘化”的担心。他们到贫困地区去志愿支教，不是“利益”或“利润”的驱动，而是“使命”的召唤；不是“要我”支教，而是“我要”支教。老有所为，发挥“余热”，是很多退休教师支教的一个最大动力。正如“常青义教”支教老师潘玉钗所说：“没退休时，身心俱疲的我们天天盼退休，但当真的退休了，离开三尺讲台，心中除了欣喜外还有一丝牵挂。欣喜的是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但没过多久，竟发现自己还是有些惦记着那三尺讲台，牵挂着那些孩子。为使山区的孩子共享蓝天，为了了却自己的牵挂，我们自带行李、风尘仆仆去支教。”

二是与传统支教以个别教师到农村学校顶岗上课、直接面对学生不同，“常青义教”的工作重点是多方位、多模式地提高乡村教师的教学水平。他们组织了德育、政史、语文、数学、英语、理化生、体卫艺等若干支教小组，通过听课、评课等形式对乡村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帮助。他们还通过上示范课、分析教学案例、培训班主任等，手把手地提高乡村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管理水平。参与“常青义教”的还有一部分退休校长、书记，他们工作的重点是指导与协助当地学校管理层抓常规管理、制度建设、教研组建设等，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三是“常青义教”根据退休教师的特点，规定每次支教不超过一个月，采取多批次、轮流下乡支教的方式。他们还以支教点为基地，通过上示范课、到周边学校支教以及定期给全县教师上集体培训课等方式，把支教活动的影响辐射到更大范围。在退休老教师的带动下，一些城市在职的中青年教师也放弃了休息时间，利用周末与无课日配合老教师下乡志愿支教。

四是“常青义教”不仅采取送教下乡，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把乡村教师带到退休教师所在的城市学校观摩学习。例如，河北省滦平县的“常青义教”点就组织了当地教师到北京市海淀区的学校听课学习，短短几天就使乡村教师对先进教学方式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五是“常青义教”还动员了一些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源参与支教活动。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但减少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很多组织、协调工作，还动员了大量的民间资金与资源的投入。例如，广西阳光100公司等企业就通过友成基金会为开展“常青义教”捐献了近300万元人民币。社会组织的参与还带来了很多有创新、创意的支教方式。

总而言之，“常青义教”模式一方面缓解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特别是解决了在教师数量和素质、教育理念、教学手段、教育管理水平等软性资源上城乡差别巨大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城市的退休教师发挥余热的愿望，丰富了退休教师的生活，彰显了退休教师的公益情怀，可谓一举多得。

“常青义教”模式只是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教育的一种形式。此类积极参与农村教育改革、推动农村教育前行的探索还有很多。如果我们能够为社会民间组织参与农村教育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将会更加有效地解决农村教育的许多问题。

在农村教育上，寻找美丽是必要的，但除了寻找美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去创造美丽，如此，才能真正创造美丽的农村教育、拥有共同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