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勇 郭倩倩

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我们认为，《规划》中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即禁止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的划定及其相关规制措施的规定，是《规划》之“法律理性”的集中体现。

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

——法律主要是社会变迁的反应装置，而不是社会变迁的推动装置

《规划》发布后，官方舆论称之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战略大棋局，也是考验中华民族发展智慧的“珍珑”难局。这类评价更多表达了评价者的某种良好愿景，或是溢美之词。其实，规划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追认和完善地区发展成果，而不是建构性地去设计发展地区和发展模式。“作为马后炮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说法不但不是贬低规划的制定者，反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里德曼（WolfgangFriedman）教授曾提出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知[1]。“法律由事实而生”（Thelawarises outof/afterthefact），“法律规定，并非语言，乃系事物”（lawsareimposed,notonwords,butthings），“因种种行为之经验而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这些经典的法律谚语其实也蕴含着这个深刻的法理。马克思甚至阐释得更为明确：“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在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