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鸿福

针对“现在的人大监督太和风细雨”，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胡武伟，建议2013年的全国“两会”设立质询议程，至少半天时间。这一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江的认可，他认为，质询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完全可以在人大的监督工作实践中运用（《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1日）。

在全国人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政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质询”的案例。1980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70多名北京团代表就宝钢工程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案，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为此亲自到场答复，此案被誉为“共和国质询第一案”；2000年，辽宁代表团代表就烟台“11.24”特大海难事故对交通部提出质询，时任交通部部长黄镇东亦到会场应对。但有专家指出，这两起案例并未被大会列入议程，仅是“询问”而非质询。

相对于全国人代会上“质询”的“空白”，地方人大的质询偶有出现，广东、湖南、河南、江苏等省曾出现过被媒体“热炒”的质询案。有统计表明，每年见诸报端的质询案在10件左右。但质询仍然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有专家估计，最近30年，80%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从未进行过质询。事实上，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

质询作为人大的一种重要监督形式长期“被搁置”，症结在于质询作为一种“刚性”手段，一旦运用势必伤及“一府两院”的颜面，在传统文化及“怕影响关系”、“怕得罪人”等落后监督观念的影响下，质询权自然难以“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