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河流深处的秘语<br/>——苏童《河岸》与“后先锋”时代的历史书写

倾听河流深处的秘语
——苏童《河岸》与“后先锋”时代的历史书写

2012-12-18◆马征

新文学评论 2012年1期

◆ 马征

倾听河流深处的秘语
——苏童《河岸》与“后先锋”时代的历史书写

◆ 马征

作为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苏童以富有韵味的叙事、明晰纯净的语言和独异的个人感觉书写了瑰丽而又颓靡的“南方的堕落”故事，那些辨认不清而又年代久远的故事夹带着“历史颓败的寓言”构成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动人景观。新世纪将近十年之际，求新求变的苏童呈现其长篇力作《河岸》，一条金雀河、一支向阳船队、一对被放逐的父子……苏童依凭对河流的生活记忆再次面对“文革”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时期，站在当代文学对这段历史的种种写法面前，他要作旧式的回望还是新的远行？

曾有论者称《河岸》为“一份先锋文学的总结文本”①，苏童与先锋文学的深厚渊源导致了对这部小说的相反评价。称赞者感叹小说汇集了如此众多的先锋文学元素，从叙事风格、话语运用到文学意象、精神内质，梳理和整合了先锋文学的诸多特质，是一次终结也是一次超越；批评者则认为小说重复了苏童以前的作为，没有大的突破。还有研究者认为小说前半部精彩，可惜后半部“旁枝逸出”②，没有把握住那个时代的本质。如果不能细致厘清小说所体现的先锋文学元素，恐怕无法对《河岸》作出更为精准的把握。19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浪潮虽已式微，但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先锋文学的诸多探索和成功范例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续进程，对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霸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立足于这一前提，我们对当下文学的思考才能更为有力。“后先锋”时代的文学需要不断解除自我更新的要求所产生的焦虑，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进行历史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重写历史”的过程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是重写革命史；其二是在语言风格、结构、叙述视点等方面形成一套重新叙述历史的美学策略③。“由此，新世纪文学在历史叙事方面，如何超越9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或‘后历史’叙事，就成为汉语文学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向。”④颠倒历史观念、置换历史符号的内涵、关注大历史下个人的命运还是彻底让“历史终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如何用新的或者有生机的方式来触碰那个历史，从而在90年代历史叙事经验的积累中开拓新的路径，这才是新的文学叙事难题，也是小说《河岸》必须面对的状况。

一、父与子：断裂与延续

《河岸》的主线是一对父子关系。库东亮本该和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享受烈属的优厚待遇，但是一个神秘的烈士遗孤鉴定小组改变了这一切。父亲库文轩的身份遭到质疑，甚至被指认为是河匪的后代。母亲乔丽敏和父亲划清界限，审问自己的丈夫，最终离开了这个“大势已去”的家庭。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因为身份问题而引发的“去势”，库东亮的家庭因此难以在油坊镇立足，库文轩和儿子过起了河上漂泊的生活。库文轩并不甘心被排挤出革命的队伍，他一心想要恢复烈属的身份，不断地向上级寄信反映个人情况，希望有一天能上岸。当其掌权时候的风流韵事四处传遍时，库文轩实施了自我阉割，以此来表明毁掉自己的是作风问题，绝不是身份血统的不纯洁。这一自我“去势”的举动伴随着家庭的变动而发生，父亲在政治和家庭中双双失去了权威的形象。儿子库东亮不仅因为出身的问题而被侮辱和蔑视，而且亲眼看到了母亲对父亲的审判和父亲下跪的场景，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写尽了政治对家庭伦理的侵害，并且通过一个儿子的眼睛来看待父亲形象的巨大变化。

先锋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总是充满了紧张感，许多文本甚至刻意制造“弑父”的快感，因为父亲往往代表某种压抑的力量、某种权威，子一代们总是生活在父辈的阴影下，产生了反抗的冲动和仇恨的敌意。《河岸》中的父子关系也充满着冲突和怨怒。库文轩虽然失去了权势，但仍然对儿子严加管教，处处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要求儿子，特别是监视儿子性意识的成长，唯恐其重蹈覆辙。父亲成为儿子生活中的又一“审查机构”。库东亮虽然跟随父亲到了向阳船队一同生活，但是经常和父亲产生各种冲突。父子之间有争吵、有对儿子的驱逐、有父亲气愤而喝药自尽的场景、有儿子对父亲伤疤撒盐式的揭露……相互怨恨、相互冲突，父子之间似乎留下难以弥补的裂痕。在革命年代，库文轩在身份和作风上都出了大问题，这足以毁灭一个人对前途的任何希望，但是他依然期待上岸，依然期待重新回到革命的符号秩序中。对库文轩来说那个纪念碑上的婴儿脑袋和鱼形胎记，是至关重要的革命身份符号，他可以阉割自己但不能丢失它们，这背后关乎的是革命血统是否纯洁。对儿子库东亮来说，这一切可以用小说中出现的“空屁”一词来涵盖。“空屁”既是岸上的人对库东亮的侮辱性外号，又是库东亮在面临生存困顿时厌恶一切的口头禅。经历了家庭的破败和金雀河的漂泊岁月，库东亮并不像父亲一样急切渴望那个身份的恢复，他像水草一样在河中疯长。对那个神话式的革命故事和谜一样的历史烟云，他既困惑又感到难以接近，反而是父亲混乱的男女关系更令他厌恶和难以接受。即使有父亲的严密监视，库东亮的身体和性意识仍然悄然勃发，隐秘的冲动时刻困扰着他的内心。相反，他从内心越来越疏远那些革命的符号和疯狂景观，越来越难以忍受和融入岸上的生活。既然历史的真相难以捉摸，那么自我心灵的抚慰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弑父”，那就是与父亲所追求的革命符号系统越来越疏远，甚至断裂。那是被抛出革命符号秩序之外的失望和无奈，更是内心对那个年代生活的虚无和否定，因而“空屁”成为库东亮自我心理的呼喊，他将游荡在身份血统所代表的符号秩序之外，不再祈求追随父亲重回权势的中心，也不再是复仇式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投向岸上的势力，而是选择疏离历史的纠缠，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因而小说的结局注定要产生一个无法上岸的孤独个体。

有意味的是，苏童在小说中写到了父子的和解。与父辈断裂是子一代的选择，是子一代对历史的困惑和逃离，这种冲突更为隐蔽地象征了对历史压抑机制的警惕感。新世纪以来，多篇小说写到父辈与子辈的冲突，但父与子的关系更为复杂，很多小说写到了对父亲的冷静审视和真挚理解，借子一代的目光重新考量那段革命岁月是其中之要义。那既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也是对当下社会产生持续影响的原因所在。艾伟小说《风和日丽》中杨小翼对父亲革命经历展开学术研究，窥探历史背后的真相；《忆阿雅》中主人公宁伽回到当年父亲的苦役工地，体验那一代革命者的惨痛经历。他们站在更为客观的视角来全面审视父辈的理想和实践、光荣与痛苦，从而对逝去的历史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在《河岸》中，库东亮虽然和库文轩有很激烈的冲突和对峙，但小说还是真挚地叙述了父子的伦理情感。在儿子的目光中，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在变化。十三年的漂泊使儿子看到父亲身体的衰老、悲伤的梦呓和痛苦的叹息，还有无望的等待。小说结尾库东亮为父亲洗澡擦身以及父子抱头哭泣的场景感人至深。儿子知道自己不能为父亲带来什么变化，他还是惊人地将烈士纪念碑拖回船上，力图抚慰父亲绝望的内心。无论是否认同父亲的那套理念和行为，一旦看到父亲类似垂死的白鲢的身体，儿子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安抚父亲的心灵。库文轩也不再对儿子暴怒和打骂，像慈父一样为儿子铺平毛毯，让儿子舒服地睡一觉。小说结尾的父子深情，无疑显示了一种伦理亲情的延续，父与子在这种伦理关怀中相互和解，冷漠、怨恨和冲突被温暖、怜悯和恩情所替代，小说从这个角度修复了紧张的父子关系。这种伦理亲情的描写完全穿透了那个冷冰冰的大历史，在历史和革命符号之外，父子真正地回到了一种更为深挚和质朴的血缘关系中。小说以血统始，以血缘终，但完全抽空了大历史中的革命符号内容，代之以更为人性化的伦理亲情，从父子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到小说既断裂了历史锁链的纠缠，也同时延续了破碎时代的生存力量。

二、互为镜像的成长故事

如果说父子关系的描写可以看做小说逃脱历史矩阵的豁口，那么《河岸》中的两个成长故事则可以作为从历史符号到个体心理的跳板。少年的成长，青春的忧伤和痛楚，肉体和心灵所遭受的暴力铭刻，这些本是苏童的拿手好戏，在《城北地带》、《刺青时代》等小说里，暴力、性、死亡、神秘等因素成功地融合在街头少年涌动的青春血液中，显示了苏童阴冷而怪异的故事风格。《河岸》在叙事中逐渐加入了慧仙这个角色。很多读者认为这个人物并不成功，特别是慧仙的成长变化让人难以接受。小时候的慧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小姑娘，天真、顽皮而又聪明机灵，这个女孩的到来让船民们异常欣喜。船民们争着抚养慧仙，甚至抓阄决定抚养权，大家非常宠爱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慧仙的母亲将她遗弃而投河自尽，小说隐约显示出慧仙的家庭也曾在革命风暴中被摧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库东亮极其相似，但慧仙的成长却与其完全不同。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慧仙被挑选为花车游行队伍中李铁梅的扮演者，《红灯记》为慧仙带来了荣耀的资本，她连同她那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小铁梅”慧仙因而顺利进入油坊镇的权力中心“综合大楼”，离开了向阳船队。在书记赵春堂的庇护下，毫无才艺技能的慧仙成为革命年代的“花瓶”角色，“李铁梅”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革命符号，只是她获取优厚生活待遇的外在条件，没有内在精神气韵的影响。慧仙也乐于躲进这样一个符号的外套中，虽然成为赵春堂讨好上级领导的摆设，但可以得到光鲜体面的生活享受，不必像船民一样四处漂泊。

小说写到慧仙背后还有个柳部长，那是更有权势的人物，正是因为这层联系，慧仙才能神气活现地出入“综合大楼”。慧仙得罪了柳部长的孙子，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她很快被下放到“人民理发店”。小说以慧仙的经历透露出那个年代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个体的政治符号标签随时可能被撕毁。在人民理发店，慧仙做出惊人的选择：剪掉了那条“小铁梅”式的长辫子。慧仙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有库东亮母亲的影子，一开始是作为革命文艺的符号出尽风头，但很快就被无情地舍弃，无限风光宛如一场春梦，只留下斑驳的泪痕。小说有一个场景写慧仙目睹《红灯记》花车的宣传照布满蛛网和灰尘，瞬息风云给人历经沧桑之感，不禁潸然泪下。小说并没有将慧仙写成“红颜薄命”的女人，在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和变化之后，她果断地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慧仙并不像库东亮的父母一样，期待重新回到革命符号秩序之中，扮演新的角色，而是更为实际地呆在人民理发店，最后决定嫁给县文化馆的小朱。“小铁梅”还是选择了更适合生存的道路，那些外衣式的符号只不过是改变其生活的道具，当它们失去了作用，慧仙果断地抛弃了它们。在慧仙小的时候，小说多次写到她喜欢坐库文轩留下的沙发，暗示了这个女孩真正的心理欲望，她注定会逃离历史符号的重压，继续在岸上的世界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正如王德威所说：“慧仙的命运在小说最后悬而未决。想象中‘文革’过后，这样的女性是要在新时期继续闯荡的。”⑤这个形象迥然不同于苏童以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那些女性在历史倾颓过程中做困兽之斗而难以幸免，但慧仙并不是患得患失之人，她可以毅然完成自我的转身，虽不华丽但却实际。虽然刚一上岸就尝到了历史的摆布和嘲弄，但是慧仙完全可以痛下狠心剪掉那条沉重的辫子，从自我内心出发寻找更为舒适的生活。由此可见苏童塑造这个人物的张力所在：既让她身陷历史矩阵的符号系统中，又使她完成走出历史符号的一步，她的成长故事表明了“去历史化”的个体选择，也许这个形象才是真正浮动历史的鸿毛，而不是轻于历史的鸿毛。慧仙最终把那个红灯的道具留给了库东亮，是要把历史留给他去探索？还是告诉他一切只不过是道具而已，没有留恋的必要？

《河岸》中的库东亮也经历了成长的过程。他不像慧仙一样能够在岸上真正生活下去，反而是一上岸就闯祸。除了与码头治安小组的五癞子、陈秃子、王小改等不断摩擦之外，还与傻子扁金大打出手，库东亮在岸上失去了家庭、母亲和一切应得的空间，只能游荡在河与岸之间。当被侮辱性地称为“空屁”之后，这个称呼反而使库东亮越来越感受到世事的作弄和历史的无常，他的成长是一个无处安放的青春岁月。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负增长的过程，成长更多的是品尝各种失去的滋味。即使如此，他仍然要面对身体的发育和青春的萌动，特别是欲望的增强。作为一个敏感、内敛而又沉默的少年，库东亮的人生被历史漩涡卷动，但他仍然为自己的青春苦苦寻找寄托的空间。那本记录父亲风流韵事的工作手册竟然成为库东亮性启蒙的读物，他在父亲的严密监视下偷偷阅读，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青春期的躁动和迷梦完全寄托在这本手册里，直到库文轩发现了记录自己罪状的工作手册。当慧仙来到船队逐渐长大时，库东亮思慕的欲望对象转移到她身上。他在日记中记录与慧仙有关的一切，赤裸地表白自己的情感，写满了“水葫芦爱着向日葵，海枯石烂不变心！”⑥的抒情语句。这种隐秘的思念和爱恋因为两人距离的差异而只能投射到文字中，匮乏反而刺激了库东亮的想象和虚构能力，对象在日记中越发显露风采，甚至虚构了伟大领袖接见慧仙的场景。小说最后写库东亮丢失了日记，日记的内容被很多人朗读，嘲笑库东亮的痴情。想象的空间曝光了，库东亮心中的向日葵断然拒绝了他的痴情，他失去了在岸上可以投射情感欲望的对象。

作为“文革”时代的成长少年，库东亮和慧仙的人生道路当然受到时代风暴的影响，他们的家庭都已破碎，生活在船队便被岸上的人视为异类。慧仙作为革命文艺的符号尚有风光的日子，虽然短暂却使她彻底离开了河上的生活而走上岸；库东亮自从家庭失势后就逐渐难以立足于岸上，慧仙的彻底离去更斩断了他青春的幻想空间。所以，两个人成长道路看似不同，实际上都和那个大历史有联系，都隐含着成长的创痛和青春的无奈。同样，这两个人物都在成长的过程中逃离了历史符号的笼罩，既非单纯对抗也不是被完全击倒，而是更多地走向自己内心的渴求和欲望。小说在“去历史化”的过程中使人物尽量摆脱那个大历史的操控。这是对书写历史的模式的又一挑战，因为“中国的小说叙事植根于历史进程，人是在历史大事件中。中国20世纪历史事件太丰富，也太强大了，所以人物总是要落入历史事件。这些叙事都是在一个大的编年史中展开，个人情爱、性格、命运和家族史等等，都是被历史决定了其方向和结果”⑦。或者说，苏童的努力在于使成长的故事走出历史大事件，从历史符号走向个体心理。这种偏离历史的努力必须极富弹性，因为要把握好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分寸是困难的，既不能毫无联系地肆意发展，又不能落入一贯的窠臼，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苏童的成长故事并非过去手法的重复，而是尽力去尝试新的路径和写法。

三、河与岸：历史与诗意空间

《河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空间：河与岸。岸是一个现实性的隐喻，对于向阳船队来说，岸是审查和排斥机制，要上岸必须经过码头的审查。小说中的一个场景就是油坊镇设立了一个码头治安小组，这个小组把船民和外来闲杂人员归为一类，进行严密的监督和管理，甚至购物也要排队行进。那个“综合大楼”是油坊镇最高权力的象征，它发号施令，掌控着油坊镇政治的动向。不仅如此，小说还写到“东风八号”这项巨大而又隐秘的工程，它聚集四面八方的工程人员，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隐喻了革命年代的如火如荼。这样的岸是现实而冷酷的，充满权力的角逐和革命符号的争夺，失败者只能被拒绝。库文轩被褫夺烈属身份之后，只能选择船队的漂泊生活，但他仍然寄希望于情势的变化使他重新上岸。库东亮一上岸就不停地和人发生冲突，被嘲笑和侮辱，他在岸上会有留恋旧物和思念母亲的伤心失落，也难以寻找安放青春和情感欲望的空间。对这对父子来说，岸上的世界越来越难以接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河流身上。

苏童以往的小说中，河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神秘角色。在《舒家兄弟》中，苏童写道：“印象中还有那条河。河横贯香椿树街，离十八号的门大约只有一米之距。我的叙述中会重复出现这条河，也许并无意义，我说过这只是印象而已。”⑧河流意象出现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南方的堕落》等想象南方的故事中，它的流淌、气味和所容纳的浮物营造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颓靡之气，并且与苏童的南方世界融为一体，共同诉说着家族衰败的故事。这些关于河流的段落不仅仅是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苏童借以虚构家族史、野史的特殊抒情意象。在这些小说中，叙事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视角来观察河流的各种状态，感受河流带来的各种印象。污浊的河水和垃圾般的漂浮物与南方的暧昧情欲、混乱生活融为一体，叙事者并不依凭河流的描写来清晰地表达某种心理感受，而是故意地营造混杂颓靡的感官体验，这种体验恰好与小说瓦解正史和虚构家史的整体意图契合，它与苏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片罂粟起着同样的作用，将正史中的阶级、斗争、革命等内容掏空，填补以无以名状的情欲、生殖和死亡……正是在这种替换中实现着先锋小说对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颠覆和摧毁。这是苏童编织的小说“密码”，正是这种有所指的描写和感受，将一种新的寓言式的抒情风格带入了先锋小说的语式，它难以清楚地“诉说”，就像《花样年华》中梁朝伟向树洞倾诉的“秘语”，而那个树洞就是大历史的缝隙。如果说苏童前期的小说是用河流来钩连所谓正史之外的欲望剩余物，以达到替换历史模式话语的功效，那么这个意图是一种极具对立和挑战的姿态，其所指已经大量地出现于当时以及其后的各类小说实践中。先锋最大的敌人就是重复自我和僵化，难以开拓新的文学经验来刷新创作，面对中国先锋小说实验的退潮和人们对先锋小说实验日益封闭化的指责，曾经的先锋作家必须不断调整自我，寻找和开拓新的文学经验。但是他们的重新出发并非面目全非，而是在作品中使人依稀可以辨认过去的印痕和胎记。河流的抒情性描写作为一种写作记忆被苏童带入了《河岸》的创作中。

河流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出现在这部小说中，营造了诗意的抒情空间。小说几个章节以“河流”、“河水之声”、“河祭”等直接命名，用库东亮的视角直接书写了河流所带来的神秘体验和感受。苏童曾在《河流的秘密》这篇散文中记叙了总是与河流毗邻的居住生活，河流带给他一种难以捉摸的体验，河流永远是一个秘密，只有把灵魂交给河水的人才能得到打开河水秘密的钥匙。在苏童看来，河流是有灵气，有力量，难以征服的。它始终葆有深沉丰富的心灵，河水是自由不可束缚的。河流的秘密在小说中形象化为库东亮听到的河水之声，“下来、下来”的声音让人感到一种深沉的召唤。库东亮在河上漂泊的日子里总是在梦中见到美丽的少女邓少香的形象，她的声音从河底深处幽幽传来，萦绕在库氏父子的船边。这样一个形象美丽而又充满了神话色彩，诱人而又难以捉摸，正如革命起源史的扑朔迷离，历史的真相总是淹没在那永不见底的深处。有意味的是，在小说结尾处，库东亮知道父亲库文轩也时常听到那种河底深处的“塞壬之声”，这种奇妙的共同的感觉加深了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同情。库文轩背着沉重的纪念碑沉入河底，河水最终包容了这难以追寻的历史之谜。小说中的河流不但是库氏父子被放逐之后的寄居地，也是库东亮成长岁月中感到最为踏实和安全的地方。他倾听河水的话语，和父亲共同感受那种隐秘的声音，河流抚慰了他的精神，也带给他无尽的神秘体验。河流的秘语伴随着他的成长，缓解了其精神的焦虑和生活的困惑。自从父亲沉入水底，库东亮再也没有听到那种神秘的声音。河流将历史的神秘难测带入了深渊，库东亮也许永远无法明白河流话语的所指，但是正因为这样，历史的梦魇也不再继续纠缠他的梦境。小说正是通过诗意的河流空间的建构，通过抒情意味浓重的河流样态的描写，阻断了历史反思的理性通道，从而为个体走出历史迷宫营造独特的情感空间。苏童在这里挑战的是自我前期作品中的历史替换法则，抒情意象背后的对应物再次被他抽空，却不再以各种相异的符号来替换和填补，而是让所指彻底地走向一个“空”，确切地说是走向个体心理、走向孤独，一种神秘的无法言说的人生孤独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童更新了河流描写的“秘语”，它依然蕴涵抒情性的个体感官体验，依然呈现为神秘难解的所指，但再也不是契合一种历史颠倒的书写模式，而是探索一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历史书写，从历史向存在的探寻，这里的先锋性挑战依然魅力不减。河流的空间承载了世事的无常和历史的变幻，它将历史的神秘莫测呈现给世人的感官，同时也用深挚的情怀和无底的力量包容了一切，与其制造历史的漩涡，不如让历史沉入漩涡，让个体投入河流温暖的怀抱，感受真正的生命所在和人性力量。于是，命运的沉浮、人生的成长紧密地与河流联系在一起，这个浓郁的诗意空间容纳了个体的心灵和无处安放的青春，把人物从历史逼仄的空间中解救出来。河流的空间与岸的空间对立着，又包容和吸纳了岸所代表的历史力量。诗意的抒情压倒了疯狂的历史和理性的反思，让情感的力量直达人心的深处。小说的这一设置绝非情节的点缀和背景的铺设，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感受，人物和历史的关系在此得到了一种处理和升华。所以，苏童的河流意象抒情功能发生了改变，但是其先锋性的指向没有从文本中消失，它仍然面对着当今中国小说历史书写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