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顺民

微言必有大义

总萦记一本书，林鹏先生的《平旦札》。出差数次，总带在身边。看完了，但总萦记。前几天到北京，没带，心里慌。心想，不如带《平旦札》，可以一截一截看。

这本书很开脑筋。

赖周宗寄、张石山二先生招呼，《平旦札》TW版出来，相聚庆祝。我说：林先生，你开了我脑筋。过去敬一大怀。林先生笑眯眯的：怎么个开法？我说：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老先生会心一笑：语出《礼记》，不是我说的。

《平旦札》怎么个开脑筋法？有一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很困惑，我一直不明白，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什么能持续几千年？这几千年中间，大的社会动荡固然有，而且很激烈，历史虽然动荡不安，但相对于动荡的历史而言，日常乡土村舍却有着相当长的承平岁月。过去的历史观念灌输并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林鹏先生读史，他说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中国的所有文化都是从这个土壤中产生，土为万民之首，士的底子是自耕农，文化从他那里一点一点创制、革新，成文化。《礼记》说“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则是统治者与自耕农达成的物产分配比例，一旦超过这个比例，社会肯定出问题。也正是这样一个物产分配原则，再加上以自耕农和士为主体构成的乡村社会，能够在较长的时间之内保持稳定的秩序。

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翻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中国土地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至少在中国北方，土地问题其实并不像教科书上说得那样严重，而且农村社会经过八年抗战，民间社会以那样顽强的生命力存在下来，支撑这个社会稳定的怕还是“耕三余一，耕九余三”的物产分配原则，怕还是“士”这些人在起作用。所以，始于一九四六年的共产党“老区”土改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那就是无土可改。因为那个时候的老解放区，仍是一个以中农，也就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乡村秩序仍没有走出传统的范式。但是，要打仗，要动员，要更多的物力和人力，怎么办？土改。无土可改怎么办？打地主，打富农。事实上，一开始地主、富农、中农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都有家底，日子过得比别人强些，马马虎虎过得去。所以一开始就扩大化，严重一些的村子有百分之八十多都划成地主、富农。这个没错，因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自耕农。打垮自耕农，乡村的秩序也将不复存在，发动起贫雇农，热情洋溢去参军——贫雇农在当时实际上占的比例并不是太大，但是这样一个阶层一旦动员起来，还是一个不小的力量。贫雇农一无所有，动员起来之后，他不能得到什么处好，至少还可以看个热闹。

自耕农打倒，耕三余一的分配比例也就破坏了，不仅不余，发展到后来，合作化，公社化，全部拿走。全部拿走之后，农村社会马上停滞不前，所以后来领导就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的老师是肚皮，用不着谁去教育。我种多少地你拿多少粮，干脆我不种，我偷懒，我撒谎，我装傻充愣，最不济，我自己把自己饿死。几百人死去，几千人死去，几万人几百万人在半年之内死去。这是农民另外一种反抗。过去讲揭杆而起，现在农民让拿得连揭杆而起的杆都没有了，剩给他们的武器只有他们自己的身体。这种反抗多么惊心动魄！谁说自杀不是一种反抗？每一个自杀者，不过是用自己的身体说话，他用自杀来证明他多么想好好活着。其实，揭杆而起又谈何容易，一个老百姓，化妆上台唱《反西凉》容易，正经扯旗造反，谁谁不得思量再三？

所以林鹏先生说，中国人，至少中国农民，好统治，我相信这一点。到哪里找这样的好老百姓？读到这些话，如惊涛，如惊涛裂岸！

林鹏先生是一位小八路，也是自耕农出身，日本打进来，扛枪进了太行山。这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小八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老干部。一九五三年，打老虎，打贪污老虎，浪费老虎，打官僚主义老虎，三只老虎不沾边，善于思想，所以给打成“思想老虎”。

好一只思想老虎。

赵树理的乡绅情结

早就得到陈为人先生所赠《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读了，感触很深。作者大致是以新中国以来政治与文艺纠缠不清的历史情境为背景，重新审视赵树理和赵树理作品，从而解读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的贡献，和作为一个党的作员的局限，与此种贡献与局限和最终的悲剧结局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至少在山西，赵树理研究是一门显学，大家都把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归功于一个作家的成功，而将他的悲剧命运往往归罪于政治运动，从来没有人从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来探索他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本书做了这个事，这是这一本书的价值所在。

不可否认，赵树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对自“五四”以来白话文写作，甚至对现代汉语都是有贡献的作家，这是一个作家很难达到的高度。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赵树理的两篇回忆文章，其中第二篇是汪曾祺先生的绝笔。这样一位作家，与他最后悲剧命运的反差不能不让人思考，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陈为人先生这本书基本上给出了答案。

但是我想，可以不可以从分析赵树理和赵树理作品的文化构成入手，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赵树理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呢？我想是可以的。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言而喻，白话文兴起，传统的文言表达为全社会所摒弃，赵树理当然不能例外，早年曾写过许多欧化痕迹非常浓重的作品，但后来，他自觉地选择了民间的传统表达方式，自觉地退出“文坛”，走向“地摊”，甘心做一名“地摊作家”。

这种选择很值得玩味。民间的传统表达，说书、鼓词、快板、章回小说等等，实际上从宋元开始初露端倪，明清之际已经非常成熟，这种表达方式，是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传统白话，但是它本身却与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传统文人的参与与整理，根本不可能有经典的元曲、杂剧、话本的产生，鲜活的民间语文则又反过来推动着旧白话的成熟与发展。赵树理在五四之后不长时间就自动地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当然有让老百姓读懂、读通的考虑，然而，从作家自身角度去考察，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这样的表达能够准确地体现他的想法，能够给他提供才华发挥的空间，写起来过瘾，读起来上口。大致上，他的小说语言，是改造过后的传统旧白话。

这样的一种选择，让赵树理始终拥有广泛的受众，这个受众群体，就是如汪洋大海般的民间社会。

赵树理出身于太岳山区一个传统的自耕农家庭。他的父亲在村里算得上半个乡绅，识字，能打算盘，还能够算卦。这样人物，在自我调适功能非常强大的乡村社会里，算得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自耕农，也就是土改时期被划为中农成份的那一部分人，恰恰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自耕农的存在，传统乡村社会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九四二年，张闻天曾在共产党根据地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农村的自耕农大致占到乡村人口60%以上，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均为小比例存在。这样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经济结构，为乡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可能。赵树理的家族，在那个晋东南山村里，算是殷实的小康之家，而这个家族的最大理想，并不单纯满足做一个社首式的人物，供子弟读书，希望后代更比前代强，最终目标，无疑是做一个比自耕农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乡绅，做一个乡村秩序的维护者。

这样的环境是不是与赵树理选择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有关系呢？想来是有的。因为只有那样的表达，才可能更为乡村社会所接受，对乡村社会影响达到最大化效果，至少，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接近于父亲当年的那个社首式的角色。

如果说，这是一种猜测，那么，当赵树理开始写出在传统乡村社会里产生轰动的作品时，就不是这样了。

《小二黑结婚》。我们知道，这个素材取自于真人真事。这个故事广为人知。左权县某村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村里青年部长史虎山同时喜欢上村妇女主任，青年部长伙同村长一起报复民兵队长，开他的批斗会，结果斗争体罚的时候一脚踢在不该踢的地方，民兵队长当场死亡。案件真相大白，民主政府前来判决，主犯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协同犯罪的村长诸人被判一年，另外岳冬至死后占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主犯和两个从犯共同负担。

前些年写作《送84位烈士回家》，在收藏家王艾甫手上见过当年的判决书。这个判决书措词很有意思：

查该史虎山与岳冬至因争风嫖娼结下仇恨，此次踢死岳冬至本应偿命。惟以踢死岳冬至之原因是初而殴打，继而不防一脚踢死。并非立意要致命冬至于死。且该犯年未满18周岁，尚未成年，依法应减轻，故从宽处理免于判处死刑，以冀自新。王天保伤害他人身体应以伤害论罪，石献英、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捆打岳冬至应以渎职论罪。

“争风嫖娼”当然说得有些过。不是用辞不当，至少不得要领。当时那个妇女主任已经是一个订过婚有了婆家的人，以传统乡村秩序看，自由恋爱就是一堆乌七八糟的关系。要当时战争条件下，法律不健全，这样的判决也不说有什么毛病。赵树理就是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写成《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将这一个乌七八糟的事件变为一个争取婚姻自由的明朗故事，将一个不符合旧秩序的事件变为一个符合新风尚的楷模，将一出悲剧演绎为大团圆喜剧。这时候，赵树理已经是共产党边区政府一名文化官员，边区民主政府正在以提倡婚姻自由为突破口，设计全新的社会秩序蓝图。赵树理写出的这个作品，思想和主题上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让许多人看不上，原因在于他采用的是改造过后的旧白话。但是，这一个作品首先得到当时在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坐镇的彭德怀肯定。不久，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传到太行边区，赵树理这个小说马上产生了非常大的轰动效应。不得了，既反映了新风尚，又与党的文艺政策相吻合，赵树理很快成为一面旗帜。

领导的肯定，和领袖想到了一块，赵树理有没有出乎意料的欣喜呢？不好乱猜，但他之后为这种写作路数写的若干文章，至少说明，他是很自信的。更让他沿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的，当然来自于广大受众的肯定，也就是他通过他的作品对范围更广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影响，进而推动旧式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建立，赵树理肯定非常满意。

还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责成邓子恢、陈伯达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会议。赵树理在会上大唱反调，说农民既不愿意合作化，也不愿意互助组。结果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农村合作化问题暂时搁置起来。赵树理是与组织唱对台戏吗？显然不是。他太知道农田里的那点事了。农业天然就是一个以户为单位展开的产业，节令、气候控制下的传统农业，只能靠自耕农的勤俭用心精耕细作，才可保证基本的农业效率。事实证明，合作化、互助组，乃至以后的公社化，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并没有任何作用。他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传统乡村社会的这种秩序。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位出身自耕农的农民的儿子，冒死写万言书，这是继另外一个农民儿子彭德怀一九五九年万言书之后，全国第二份犯颜直谏的万言书。作家赵树理的万言书根本不谈一点点关于文艺、文学的问题，全部是农村问题，他谈春耕，谈夏收，谈积肥，谈公粮，谈工分评定，谈浮夸，谈的是《公社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这个行动，当然怎么理解怎么拔高都不过份，为民请命，替农民说话等等等等，然而，显然，当赵树理埋头奋笔疾书洋洋万言下笔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但他是一个农民吗？显然也不是。这时候的赵树理，是一位面对自耕农完全消灭，传统乡村秩序完全塌陷而痛心疾首的士绅面孔。

这就是赵树理。中共文化官员的赵树理，能够自觉而敏锐地捕捉到建设乡村新风尚的蛛丝马迹，富有夺天才情的作家赵树理，能够采用民间旧白话的表达方式和吸收民间文化的精髓进而将之发挥到极致，而有着浓厚士绅情结的这样一位农民的儿子，哪里能够容得乡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在营造和维护着关于乡村社会的某种秩序，他心目中肯定有一个理想的乡村国的。

这样来看待这一个赵树理，关于赵树理的命运就不难理解了。组织层面上，赵树理虽被主流文学史抬高到非常高的地位，但组织并不从内心里喜欢他。因为赵的作品里核心的东西，有些与主流所倡导格格不入，包括赵树理充满乡村智慧的表达，都不是能够让主流喜欢的。一九四九年后，他的名声与地位其实并不相称，始终是一个被文艺官员领导的“大作家”，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就动不动被“商榷”，被批评，甚至大会批判。而他一直关心关注的农民们领他情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赵树理从北京回到山西，挂职故乡担任县委副书记。应该说，他如鱼得水。但大家并没将他看做是一位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还是当一个作家看待，请他作报告，搞辅导，写戏剧。大家稀罕他能写出小二黑，写出三仙姑，写出小腿疼，谁都不在意他的万言书，不在意他一次次写给上级那些关心他们生计的意见书，甚至，谁都不在意他写的是农村还是城市。他就是个大作家，大家喜欢名人大作家，却未必领他为他们说话的情。这时候的赵树理怎么想？没有资料佐证，不好胡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了。

最后，到了一九六六年。第一个将赵树理揪出来游斗的，恰是那些他期望的新的社会秩序里成长起来的新人，那些人身上似乎隐约闪现着他笔下小二黑、小芹的光辉；第一个站出来系统从理论上批判他的，是过去那些跟在他屁股后面的拥趸和崇拜者；最后，将他置于死地的造反者，则无一例外是喜欢他作品的读者。

赵树理的悲剧，就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象征。

最为小说的小说

李锐的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发表在《收获》2011年第4期，但出版在2012年1月。2012年有这样一个小说的开局，这一年开首有生气了。回家乡过年，带这样一本书去读，本以为一天读几页，可以填满一个年假，没想到只两天就读完了。

关于这部小说，上海《文学报》和其他一些媒体已有评论、访谈。跟李锐约到一个台湾媒体的访谈，没在大陆上发表过，《山西文学》将在三期刊发。现在广他一告，访谈角度跟大陆的关注点略有不同，值得一看的。

这一部长篇，是李锐的第几部长篇？《旧址》、《万里无云》、《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夫妇俩人合作过一部重写“白蛇传”的《人间》，《张马丁的第八天》是第六部。不能不提前年三联书店出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是我最喜欢的李锐小说之一，其喜欢与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厚土》系列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小说集，十六个短篇构成这样一个整体，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品格。这一部小说的文体构成是小说得以成立的全部理由，数千年前的十六种农具与农具的主人，被放置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之下，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小说文体本身，是小说家本人思想的模样，甚至可以说就是小说内容本身，文体意识让《太平风物》无可置疑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经典。

说《张马丁的第八天》，有必要重温《太平风物》，是因为《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文体意识更为强烈，若说两部小说在小说文体意识上有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么，《张马丁的第八天》做得更加浑然天成，更加不露痕迹。读完之后不由人感慨：这是一部最为小说的小说。

《羊城晚报》2011年8月21日有一个小说梗概，为省事，录于此：

小说以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中的教堂冲突为背景，在天石村这个特殊的乡村舞台展开叙述。出生于意大利瓦拉洛小城的乔万尼，跟随莱高维诺主教来到中国，取名张马丁。他成为天石村天主堂教堂执事。主教一心想铲平村里的女娲娘娘庙，在原址盖一座教堂。天主教圣母升天节那天，祈雨的村民和教民发生冲突，张马丁被鹅卵石击中头部而亡。三天后，假死的他意外复活。天石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作为“杀害”张马丁执事的凶手，被官府斩首。三个月后，养好伤的张马丁得知真相，经过痛苦抉择，自动脱离教会，走入异教徒中。他被唾骂，被地痞洗劫，经过七天乞讨的日子，在第八天，冻僵的张马丁撞入娘娘庙，被张王氏当成了丈夫的转世神童，用身体热量救活。光绪二十六年立春一过，天石村女儿会五个女人的子宫膨胀起来，她们接到了转世神童的种。张马丁因为败血症而死。张天赐的弟弟，骑兵棚长张天保，护送战死的聂提督灵柩返乡，探亲途中，来到被义和团包围的天石镇天主堂，击溃了教民自卫队火力点，被绑在十字架上的莱高维诺主教，在焚烧的火中视死如归。风潮过后，五个黄头发蓝眼睛婴儿被迫交给教会，以免去官府追究天主堂的案子，张王氏把位于娘娘庙石墙中的张马丁墓告诉了教会的人。张马丁最后的留言是：真诚者张马丁之墓———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小说结尾，张王氏坐着木盆，在河水中漂流而下。

小说的背景放置在清王朝转身退出历史的前夕，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壮。关于义和团运动，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公开解秘，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已经对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如果说这部小说就是想重新审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事件，那就错了。但这个历史背景无疑让小说赢得了非常开阔的生长空间，小说里的人物也不再是简单的人物塑造，每一个人物在这一历史大动荡中具备了某种象征意味。

小说一开始，传教士张马丁因为死而复生的大幸运，被陷入人性挣扎的泥淖，弃教出走，只身赴险，以求解脱。与其说张马丁是一个有宗教理想的人物，不如说更象我们阅读经验里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一下子出现在清末，出现在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底色的太行山东麓平原区，足以构成不小的冲击力量。张马丁弃教出走，决绝地去完成宗教的忏悔，惟再次死去方能得到救赎，他明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仇恨，是血，是难以想象的侮辱，最后是一死。死而复生，生而赴死。未必慷慨赋悲歌，俨然荆柯别易水。

不过，这个闪射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张马丁将会面临怎样的险境，仍然架构起足以吊人胃口的悬念？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小说一开始，悬念就向另外一个方向，甚至多个方向偏移而去。在张马丁即将遭遇到何种险境的过程中，李锐将笔墨荡开，正正经经讲起关于张马丁与张马丁有关的种种来龙去脉，使得紧张的悬念一点一点变缓，消散。这样的叙述并不轻松。西方使教士进入中国的历史，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起点的灾荒史，当地民俗民风民情，义和团运动星火燎原的自然与文化起因考察，在张马丁弃教出走沦落无依的间隙交待得清清楚楚，为小说营造出更大叙述空间。也就是说，张马丁起死回复为求真相慷慨赴难已绝不仅是他一人的忏悔与救赎那么简单。张马丁闪现着人道主义光辉的救赎行动很快被接纳，消解，他被当作屈死仇家的转世神童被仇家妻子所接纳。仇家妻子将他当作屈死的丈夫借他人身子起死回生，特地还阳给自己送种来了，于是演绎出惊世赅俗的另一出悲壮。垂死的张马丁被当作传世神童，被流传民间的女性秘密团体轮番“撒种”。张马丁害坏血病亡故前夕，共有五名妇女“接神种”受孕，张马丁的宗教理想，人道救赎，遭遇到了比他起死回生而挣扎于人性泥淖中更加糟糕的困境。

不能不说，这是李锐的一个神来之笔。这是何其瑰丽而壮丽的象征！但与其说是神来之笔，莫若说是李锐对历史，对文化，对人性思考的结果。正如此，以清末义和团运动为背景的这部历史小说，在这个时候，远远超越了历史事件本身，上升到了另一个更高层面，使得历史事件在更高的层面变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复杂。

其实，在当年的历史中，民间这样荒诞且深刻的历史真实未尝不存在。义和团兴起初期，以直隶省诸县民间割电线坏铁路为标志，大家认为电线铁路穿村过境，坏了祖宗的风水。但有一天，有一个村的人却竭力反对割线坏路，恰恰是这个人，起初正是割电线坏铁路最有力的倡导者甚至组织者。他出尔反尔的原因，是因为新近儿媳妇给他生下孙子。所以他认为，电线铁路非但不坏风水，而且改变了他家原来倒霉的运气。

李锐的小说叙述向来简约，语言简约，结构简约，尖锐而结实，紧凑而富于张力。这部小说围绕着张马丁起死回生所遭所遇，有许多闲笔性人物，逃难的饥民，追随造反的暴民，地方有司，巷陌百姓，义军领袖，革新军官，诸般如此。这些人物设置固然是复原历史场景的必需，更多的作用是使小说节奏稳健推进，使得小说文体更为丰满，与小说主线共同构成独一无二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构成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小说文体。

不是评论，也不是读后感，记录阅读小说时候的一些感想也无不可。李锐和他的夫人都是非常认真且有文学抱负的小说家，文学抱负体现在他们小说文体意识。当下的长篇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有小说文体意识的作家并不多。并不是说小说家本人缺乏文体意识，恐怕更主要的，还是缺乏足够的小说意识，文学意识。

是为阅读纪录。

怀念魏巍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一直处于怀念的状态之中。魏老是革命作家，我们仰之弥高，魏老是小八路出身，我辈更是仰之弥高。初中的时候，就学过他老人家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短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英雄主义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每当时代走在他的十字路口，我们都会从下意识里问自己，问同伴，或者谁都不问的，但要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寻访最可爱的人，找到最可爱的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得以延续的一个理由，一个重要的理由。

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带着这样的期许与愿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谁是最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良知的诘问和提倡。因为有魏巍在，寻访答案的目光总是聚焦在这个老人身上。前些月，奥运火炬在珠峰传递，从珠峰大本营的火炬传递现场切换到北京，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魏巍。老人家，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家，坐在轮椅之上，说火炬传上珠峰的意义，虽然虚弱，但是仍然感到一种力量从心底升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默默地祝福老人家健康，并且长寿。

然而，今天，在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魏老安然走完他八十八岁的人生，安然闭眼而去。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有追求的老人，这样一个结局无疑是善终，是完满。但是，我仍然觉得有些突兀和不可接受。

这是因为，我跟老人是有关系的。

我跟老人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跟老人没有见过一面。但是，我跟老人实在是有关系。

2007年，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一本书意外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影响，这本书，就是魏巍老人作的序言。其时，老人已经八十七岁。不能说序作得如何，单是这样一个年龄已经让我辈动容了。这一本书，就是《送八十四位烈士回家》。这本书引起的社会反响，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这个长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太原那一位为解放太原献身的84位烈士魂归故里的故事，说真的，写得非常之仓促，从采访到写作完成，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出版社催得紧，稿件又有时效性，不得不赶得相当急迫。

所以，稿件完成之后，自己都不大自信的。然而，出版社的编辑张宏和田杨却对这个稿子赞誉有加，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本书要请一位知名的作家来作序，这样，我更加不自信起来。作了十多年的编辑，写出第一句话，写完最后一个句点，这个书几斤几两重，自己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写的这个人，这个叫做王艾甫的山西老汉，这个老汉做的一切事情，以及我采访和写作完成之后，这个形象正是中国文学所缺少的人物，是这个人物太有说服力了。采访过程中，我见过连续三年跟随在老人身边的年轻记者，见过许许多多在老人帮助下找到亲人坟茔的人，还见过为此而感动得流下热泪的许许多多热心的人们，是王艾甫和王艾甫周围的这些人使这本书具有了份量。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说，我是含着泪读完这本书的。我的一位朋友拿到书之后，他的母亲连夜看完书给我打来电话要见王艾甫，给他捐款为烈士寻亲。

这个社会缺失了什么？我从自己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主人公开始寻找答案。相信，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主人公将影响我以后写作的文字。

魏老不仅为本书写了序言，而且用毛笔题了字。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是出版社田扬编辑从沈阳飞到北京到老人家里求来的。田扬说，老人看了书稿后非常激动，他的老伴拉着田扬的手热泪盈眶。此后许多日子里，过了一年，两年，作为一个书稿的作者，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对老人的谢忱。但是，一切都晚了，老人溘然长逝。

今天，市内的许多报纸知道老人曾经为我的这本书作过序，纷纷要求我谈感想。我如实相告。报社的记者肯定是失望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了解，不管我和老人之间有过怎样的联系，我对于老人，永远停留在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那里，停留在二十五年前，停留在一个读者的位置上。

魏巍，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不可忽略的名字，一个文学词典上不可缺少的名词，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