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兰 刘锋杰

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七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发展基本上都是在政治统制下的亦步亦趋，显现出文学政治化的非主体特征，“文革”是文学政治化的极端发展时期，然而就是在这个极端发展时期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却变得相对疏离，出现弱政治化的走向。文学服务的对象由《讲话》时期的为“工农兵”服务，扩大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知识分子恢复了应有的“人民”属性;掀起“反题材决定论”的热潮，“题材决定论”者有关题材决定作品价值的鼓吹被拆解;提出“写中间人物”论，中间人物与工农兵英雄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典型，扩大了文学表现的对象。这些现象的出现，是重新开始探讨文学的独特规律。如周扬当时所说:“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政治有政治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规律，而且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不以任何阶级、集团或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客观规律，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我们要采取学习和总结经验的态度，研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①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4卷，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可以说六十年代初的文学弱政治化论述，就是寻求文学规律的一次小心翼翼的努力。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新侨、广州和大连会议的召开成为调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政策保障，但其中关于知识分子属性的重新厘定、文科教材的编写、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则是促成弱政治实现的主要理论策略，从而为当时文论界探讨文学的艺术性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工具论提出质疑，更为“文革”结束后思想大解放时期文学研究“向内转”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上的总体部署。本文将就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分析，提供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

六十年代初的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之一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弱化了对于文学的政治干预。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随着文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波峰波谷状的发展历程。以新中国成立后到六十年初为例，新中国初期主要是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帮助知识分子从为旧社会服务转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作为被“教育”和“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不停地检讨和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制订了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改变了以往对知识分子价值估定上的不足，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重新厘定。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又重新被为划归入资产阶级范围，被认为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在“整风”、“反右”划定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了百分之五十七左右。随着一九六一年调整时期的到来，对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又被重新提及，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低估、政策不全等问题。一九六一年七月得到指示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15、361、3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强调“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15、361、35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为知识分子“摘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刊载题为《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的文章，提到“大家对陶铸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的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④转引自罗萍《1956-1966年中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演变》，《攀枝花学院学报》第22卷第3期，2005年6月。一九六二年三月周恩来参加广州会议并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⑤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⑥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陈毅在会上宣布给大家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向大家行了“脱帽礼”。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主张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形式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高度评价“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并幽默地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谓之对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工人阶级”之冕。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①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过去把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在内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②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可以看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定位直接关涉到他们的地位和社会认同，这与文化政策的导向不无关联。在我国，知识分子的属性始终在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两极摆动。当被划定为小资产阶级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环境开始紧张，他们就处于波谷位置，是被打压、被改造的对象。当被认定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环境开始宽松，他们就处于波峰位置，成为文化艺术真正的生产者。一九六〇年代初文化政策的制订还原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创作主体身份，因为政策主体深知“要掌握政治机器”，“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放宽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干预也就放宽了对文学的政治干预，才会出现文学艺术领域真正的繁荣与争鸣。所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文化政策主体(制订者)与政策客体(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不容忽视。

二

另一理论策略则是通过统编文科教材，树立学理规范，弱化了对文学的政治规范。六十年代初《文艺八条》和《高教六十条》文艺调整政策的制定，对高校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文科教材的统编。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来看，解放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搬用或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解放后则“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教材(有不少是来华专家编写的)，自己编写的很少。”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提出后，出现了不少教材，主要由青年人集体编写，“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较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④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需要重新编选。周扬直接负责此项工作，为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周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编写文科教科书的会议。从编写的主导思想、体例、框架、选篇乃至署名等都做了详细的部署。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⑤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特别强调了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这是针对以往教材缺少科学推理偏离中国创造实践的情况而言。强调“注意中外古今不可偏废”，⑥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这是针对以往教材中“厚今薄古”和“盲目仿外”的错误倾向而言。周扬认为冯至的三七开很有道理，“三分是新的，七分是旧的，也不算冒险”。甚至认为“可以是二八开”。⑦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对待外国的知识也不能仅局限于苏联，要特别注意“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知识的介绍”，⑧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教科书的叙述方法要力求简明生动，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有分析和比较，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补充发挥的余地。”⑨周扬:《周扬文集》第4卷，第211、143、144、145、128、146、14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这是针对以往教材说教式和覇权式言说方式而言，主张赋予接受者以主体自由性。截止到一九六三年，共出版教材三十种五十二本，已付印的十七种二十七本。其中最受关注也最能解读这一时期文艺政策的当属文学理论，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不亚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文艺学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自然而然地必将参与到这个重大的工程中来”。①张旭春:《文学概论:周扬与蔡仪》，《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全国统编文艺学教材，以群本分为三编，共十一章。绪论:第一节，历来关于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见解;第二节，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第三节，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第四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第一编:第一章，文学与社会生活;第二章，文学与政治;第三章，文学发展中的继承、革新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第二编:第四章，文学的形象与典型;第五章，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第六章，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第七章，文学语言;第八章，文学的体裁;第九章，文学的风格、流派和民族特点。第三编:第十章，文学鉴赏;第十一章，文学评论。蔡仪本没有分编，具体包括九章:第一章，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第二章，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章，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第四章，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第五章，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第六章，文学的创作过程;第七章，文学的创作方法;第八章，文学欣赏;第九章，文学批评。

从目录编排的知识体系看，无论是以群本还是蔡仪本都基本上包含了本质论、发展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五论模式”。摆脱和超越了前苏联文学“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三论模式”，即“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②季靡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第 5页，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五十年代中国现代文艺学知识体系基本上都由“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三个部分组成。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编写的教材着重强调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全书贯穿毛泽东文艺思想，尽展独霸文艺话语权的姿态。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这两本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奠定了后来文艺理论著作通行的“五论模式”，中国第三部全国统编文艺理论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一九五三年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认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这两个版本的文学理论教材中虽未提及过四要素说，但从知识体系和结构上看，已与这“四要素”不谋而合。这一方面说明以、蔡两个版本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这两个版本在中国文艺理论逐步成熟发展过程中的标兵作用。

从理论来源看，不再像五十年代的教材惟前苏联和《讲话》马首是瞻，而是在更多地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总结当代文学实践、借鉴西方各国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正如周扬所说:“教科书要编得好，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体系不容易，一是要总结我们今天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然后才能形成体系写入教科书，二要批判地整理自己的文化历史遗产，三要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新成就，没有这三方面的工作，就搞不出好的教科书来。”③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尤其是要“运用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说明论点，至少要运用现有成果”。④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通过“数据表明，《文学的基本原理》共有一百零八个中国古代文论注释，占全书注释总量百分之十三点二。涉及孔子、刘勰、白居易、朱熹等四十三位思想家的七十六篇/部文献”。“在中国现当代文论方面，《文学的基本原理》共有注释一百六十六个。”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全书注释所引中国古代文学家共十二人，作品共十八篇/部，注释总数二十 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文学的基本原理》共有注释二十七个”。这四个方面的“注释总量为三百二十一个，占全书注释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①支宇:《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会学反思》，《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对本土文学和理论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本文艺理论著作。这说明“从西方文学理论的移植到苏联文艺学话语的模仿，中国当代文艺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转型之后，终于在六十年代借助两部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而确立了独特的生产机制”。②支宇:《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会学反思》，《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从言说方式看，淡化了文学艺术的政治(政策)色彩。在文学理论教材中纳入政治话语，始于季莫菲耶夫的《文学理论》。他明确指出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就是要努力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把人类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的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泛的群众。这就决定了其政治主导化的言说方式和灌输式的叙述口吻，造成接受者的阅读空间狭小，文学想象受阻。一九五九年的《文艺学新论》，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编写，共分七章，几乎全由当时的政治话语组成，说是《讲话》的注脚也毫不夸张。六十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使中国的文论家们暂时可以不再在文学与政治的夹缝中游走，从而实现以文论家的身份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探寻文学发展规律的梦想。文学的性质及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自然是两部教材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在教材中解决这两个问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曾先后五次参加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讨论会，并对北京(蔡仪组)与上海(以群组)两个编写组提交的提纲作相关评论，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得多，这是必要的，但文艺的特点也要讲。”③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231、2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完全脱离政治似乎也并不合乎逻辑，“政治仍要强调，但不能把政治与艺术……等同起来”。④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231、2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依据这个基调，《文学基本原理》(以群本)明确文学“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定义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要真正了解什么是文学，就必须从一切复杂的文学现象中，从这些文学现象同其他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⑤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第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通过绪论四节内容归纳出文学的三个特性: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将之概括为一句话即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概论》(蔡仪本)则进一步指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虽然两本教材都没有指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但至少已明确指出文学的构成要素一定离不开形象、语言这些审美要素。至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如果不脱离当时语境的话也不难理解会有这样的定性。同时这两个版本都有意识地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一章，以此来强调文学的发生、发展除了受外部因素社会生活的影响外，还与其自身的内部构成要素密不可分。意识形态说一直影响着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学的界定，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在承袭了这一传统理念基础上，明确指出其“特殊”性在于其审美性，完成了从一般意识形态到特殊意识形态再到审美意识形态的转型。关于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占主流的观点仍然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但在如何服务问题的解读上较之前“紧张”时期更能凸显文学自身构成要素的作用。“文学为政治服务是通过它本身的特点，发挥它的特殊性能和特殊作用，达到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文学的特殊作用则在于它以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部(篇)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或缺少动人的艺术形象和完善的艺术形式，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有力的为政治服务的武器。”①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第99-100、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也就是说，文学是凭借了它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在充分调动了人的情感后达到对政治的服务功能，而不是依靠对政策的演绎达到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代代相承，逐渐地累积经验，发现某些共同的规律，经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逐步加以总结、概括，提升为理论”，②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第99-100、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是异质于政策的。周扬在指导文科教材编写时就试图区分“理论”与“政策”，他理性地体悟到“理论教科书回答的‘是怎样’或‘不是怎样’，而不是回答‘应当’怎样和‘必须’怎样。‘是’和‘不是’对于‘应当’和‘不应当’有参考作用，但教科书不要去解决‘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报告和党的决议去解决”。③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246、316、1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文学概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分为两个不同的课程来开设，这就意味着“文学概论”不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直接对等物与翻版，表明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虽然受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总体性的限制没能实现这种设想，但他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教材编写人员的总体编写理路:重学术淡政治。

三

六十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另一理论策略与文化开放直接相关，此时通过译介西方文艺理论，引进学术“异端”，弱化文学中的政治独尊。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态度，一直是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审视一下整个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文艺政策对西方文艺理论“接受”的广度与深度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周扬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中引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④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为主。 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246、316、1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这样看来，五十年代文艺理论译著集中于前苏联也就不足为奇了，主要有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三)、依·萨·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维·波·柯尔尊的《文学概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九)和谢皮诺娃的《文艺学概论》(罗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九)是影响较大的文艺理论译著。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对前苏联文论的译介也开始冷却。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期间，周扬作为文艺政策调整的直接参与人，再一次强调掌握外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刻意强调以“俄国人”为学习对象，而是将视域扩大为整个外国，“历来文化高涨时期都由于吸收了外来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文化运动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潮，学术繁荣，要大量吸收外国先进东西为我所用”。⑤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第246、316、1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于是，各大出版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翻译热潮。商务印书馆在五十年代开始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计划得以实施，④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如柏拉图(古希腊)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亚理士多德(古希腊)的《诗学》，奥古斯丁(古罗马)的《忏悔录》，伽森狄(法)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康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德)的《法哲学原理》、《美学》(第一卷)，《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罗素(英)的《心的分析》、《人类有前途吗?》，让·华尔(法)的《存在主义简史》，斯宾格勒(德)的《西方的没落》，卢卡奇(匈牙利)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维特根斯坦(奥)的《逻辑哲学论》，M·玻尔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柏格森(德)的《形而上学导言》，R·加罗蒂(法)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威(美)的《自由与文化》、《经验与自然》，宾克莱(美)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等。此外，还出版了由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存在主义哲学》，到“文革”前夕，已有二三百种之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近百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杜威(美)的《确定性的寻求》、《人的问题》，胡克(美)的《历史中的英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自由的矛盾情况》，莫里斯(美)的《开放的自我》，阿克顿(英)的《时代的幻觉》，罗素(英)的《社会改造原理》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六二年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及其他外国文学作品选题分工问题进行协商，并具体划定各自承担的翻译书目，同年开始出版《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以上这些西方译著在翻译质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编选范围上体现了编选者的学术勇气和非凡眼光，从主要以前苏联为主扩大到当代西方各国。甚至在政治风向标急转向“左”之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间，还出版了近二十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

通过以上译介活动，中西文论实现对话，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文论三次大型对话之一。第一次是三十年代，第二次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第三次是新时期以来。第二次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前，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文论，推动了唯物史观文艺观念的传播和普及，提高了文论在文艺活动中的地位，但政治的强势介入逐渐使其演变成政治化、政策化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此阶段恰逢文化政策调整，因而与前一阶段比，更突出了理论声音的多声部化，一改惟马(马克思主义)独尊的一元格局，出现了“广开国门”、“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小态势。尼采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论纷纷闯入中国文艺者的理论视域，对于一直以正统马列主义为理论资源的话语言说来说，非理性的情感、直觉、深层心理、潜意识等是“另类”、“异端”。但也正是这些“另类”、“异端”的准入调整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让文艺者们了解到除政治、社会等外部要素，文学的审美要素和自身的形式结构对文学构成的重要性，为新时期“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讨论和“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前提。其中有很多文论被编选并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如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间由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出版后用作高等学校文科学习用的教科书，一九七九年重印，“是西方文论在中国新时期以专著形式介绍和研究的开始”。①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第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西方文论的译介和在新时期的延续情况，首先说明了在文化政策调整期思想是可以存异的、多元的，这个存异与多元又未必就消解了主导性;其次说明了西方文论的介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思想解放，从而改变中国文论封闭的局面，为文学与政治关系松绑起到了潜在的作用;再次说明了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大潮中有关审美、人性等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天外来物，其理论生长点可溯自六十年代初，是这一时期未竟之讨论的集中迸发。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明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文学艺术发展的空间与政治制度的规约间的反比关系。从历代文学发展史看，大凡文学艺术大繁荣时期都是政治约束力相对较小的时期，如先秦时期、盛唐时代。第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会直接关涉精神生产的盛衰，因为知识分子才是文学艺术的第一生产者，生产者身份的丧失也就意味着文学艺术被生产和传承的中断。第三，可以改变以往对六十年代的粗浅判断，认为整个六十年代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没有任何理论的探讨与进步，其实新时期只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机缘，学理源头还是要回归到六十年代初。第四，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问题，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关系实化，即不能将这组关系中的政治现实化，一旦现实化之后势必要重新陷入“工具论”、“服务论”、“反映论”的怪圈之中。不置可否，六十年代初采取的这些理论政策的确是在调整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但由于政治对文学的现实干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文学的理解也始终没有跳出政治的框囿。政治第一标准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从调整期对毛泽东《讲话》的引用频率便可得知，《讲话》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理论来源。因而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调整，是在不脱离政治第一性的前提下的一次调整，因此我们只能将之称为弱政治化时期。文学的“特质”也只能是在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维度中得以暂时的维护，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工具论思维，这样一来，既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住文学的特质，也不可能合理地建构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那么怎样才能兼顾两者的合理存在呢?我们认为，若想真正理解和处理好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就应该先看到两者的各自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再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是一种高层级的关联，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想象关系。文学要表现政治，描写政治，在其创作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含融政治，这都体现为文学的想象政治”。由于“处于文学想象中的政治，既可以来自现实，却又已经超越现实，与人类理想中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理想政治的特点”。因而“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不是与制度、权利与统治意义上的政治相关联，而是与作为一种人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相关联”。①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那么六十年代初有关文学自身问题讨论的有限性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那时解决的是文学与现实政治即政策间的关系，还没有上升到文学与想象政治间的关联，这注定了六十年代所进行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调整，还需要新时期以来的再思考才能向着深广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