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娟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赵景深先生(1902—1985年)是中国现当代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重要人物。他28岁成为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又兼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一生出版著作有150部之多，且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十分活跃。赵景深早年与鲁迅相识，两人也可以说是两颗星的碰撞，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鲁迅日记，赵景深著述及其它史料中勾沉这段历史，以补现代文学史之阙。

时空契合：鲁迅与北新书局

赵景深曾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北新书局总编辑等，鲁迅曾在那里出版过多部作品，因与赵景深多有交往。北新书局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发展与独特的内涵，鲁迅与北新书局渊源很深，可以说是北新书局成就了一代文豪鲁迅，也可以说是鲁迅造就了北新书局的成功大业，他们互为因果，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辉煌与壮丽。文坛巨匠鲁迅一生著述甚丰，杂文、小说、诗歌、评论、古典文学研究等涉及领域广泛。因其生前即蜚声海内外，很多报刊杂志都以能刊载到鲁迅的文章为荣。许钦文曾言，书店只要有两本鲁迅的著作便可以发达〔1〕。鲁迅曾将自己著译中的二十四部交给了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北新书局获此殊荣，源于鲁迅与书局创始人李小峰的交往。李小峰是新潮社成员，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通过孙伏园介绍开始与鲁迅交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与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次年三月在鲁迅、孙伏园等人的倡议、策划、帮助下在京开设北新书局。鲁迅除将自己著译交其出版外，还为之编选、校阅书稿，介绍作品，编辑丛书等。鲁迅写给《语丝》的稿件也多由李小峰转交编者。一九二七年四月后李小峰与北新总店移沪，鲁迅到沪后曾为他编辑《语丝》和《奔流》。一九二九年夏，鲁迅因北新长期拖欠其应得版税不予处理，曾拟通过法律解决，经李小峰请人调解达成协议作罢。以后鲁迅仍在该店出版了《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等。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与北新书局总编李小峰的书信交往共计七百零五次(据《鲁迅全集》统计)之多，仅次于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期间，还曾与李小峰合作开办过书店，店名即为“北新书屋”，李小峰多次往广州给鲁迅发去北新书局出版的各类书籍。

赵景深先生从一九三零年六月起担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并主编《青年界》月刊，故与鲁迅交往颇多，可以说赵景深与鲁迅的交往开拓了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人以文字为生的特殊时代的文化视野与内涵。

冒昧相识：文章的魅力

赵景深最早知道鲁迅的名字是在一九二六年。赵景深说最早是因了朋友襄我介绍《呐喊》而知道鲁迅的：“这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鲁迅写的，刚刚出版，写的很好!”于是几个人“就在蚊虫袭击中抢着看这本书，一直看到深夜。”〔2〕P1是朋友的介绍知道了鲁迅的名字，是文章的吸引加深了对鲁迅的印象。

赵景深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广州，“我第一次见鲁迅是很冒昧的，那时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的请托，在一个大清早里，搅扰了他的好梦。”〔2〕P1后来在《我与文坛·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一文中详细回忆起这件事。当时因郑振铎的介绍要去海丰教书：“那是1927年春天，鲁迅刚到中山大学不久，住在钟楼上。……路过广州，住在长堤的旅馆里。这时同住旅馆的一位青年，是从浙江大学闹风潮出来的，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他仰慕鲁迅，想考中山大学的理科插班生，但考期已过”想补考，让赵景深问一下时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和教务主任的鲁迅可否成行，于是“我虽只是在《语丝》上同鲁迅通过一次信，也就贸然地替他去访问了鲁迅，自然一方面也怀着敬仰的心情，想一亲鲁迅的颜色”，最终按照中山大学的规章制度未得允许。因为这次来访“去得太早，鲁迅还没有起床”，所以赵景深觉得“我这像是‘杨树达的袭来’，至今想起，犹觉冒昧”〔2〕P1。这是一次令赵景深汗颜的相见，但却给现代文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素材。

意趣相投：文学的交往

据《鲁迅全集》载，鲁迅最早对赵景深的交游记载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章锡箴、夏丏尊、赵景深、张梓生来访，未遇。”〔3〕P673当时赵景深只有二十五岁。他们去鲁迅在上海的住地共和旅馆去访问鲁迅，未得相见。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鲁迅记：“访章锡琛，遇赵景深、夏丏尊。”〔3〕P674鲁迅到开明书店去看章锡琛，而遇赵景深。当时赵景深在《文学周报》写了一篇稿子《鲁迅的祝福》，得到鲁迅的称赞，也使他很是高兴。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3〕P675这里的章锡箴、章锡琛、章雪村是一人。章先生为浙江绍兴人，曾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在上海成立了开明书店，赵景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主要编辑《文学周报》等。鲁迅日记对这次聚会记载的很简单，而在赵景深的文中有详尽的补充。那时他是做陪客出席的。“席终我表演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因为忘了戏词，就只好叽哩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的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哩咕噜’的。”〔2〕P9听后鲁迅指出时人“各用心机，不能开诚相见”的时弊。鲁迅的即兴之言，让赵景深感到相声有了新意，当然会很高兴。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鲁迅记到：“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3〕P718鲁迅所记的事是因为徐霞村、胡也频等拟办刊物《熔炉》，是日中午偕赵景深来向住在横滨桥景云里的鲁迅约稿，未得应允。同年十月三十一日记：“赵景深来，并赠《文学周报》一本。”〔3〕P730－731

鲁迅曾给赵景深研究民间文学以指导。同日鲁迅给赵景深的书信写道：

景深先生：

顷检出《百孝图说》已是改定版了，投炉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铸军器而非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今将全部奉借，以便通盘检查——那图上的地下，明明有许多军器也。

迅 启上十月卅一夜〔4〕P639

鲁迅写这封信的背景是，赵景深曾将《文学周报》中刊有自己文章《小泉八云谈中国鬼》一期寄赠给鲁迅，文中谈到日本的小泉八云所作的《几个中国鬼》时说，大钟的故事见于清代俞葆真编辑，俞泰绘图的《百孝图说》。为弄清日本小泉八云《几个中国鬼》文中中国民间故事的出典，而向鲁迅借阅《百孝图说》，鲁迅查阅书中只有铸军器而无铸钟之图，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四天后鲁迅又写给赵景深一封书信：

景深先生：

见还的书，收到了，并信。

外国人弄中国玩意儿，固然有些渺茫，但这位《百孝图说》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实”的。即如“李娥投炉”，他引《孝苑》;这部书我未见过，恐怕至早是明朝书，其中故事，仍据古书而没其出处——连字句大有改窜也说不定的。看他记事，似乎有一个沟渎，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吴地记》(唐陆广微作)《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记》(宋乐史作)等，或者可以发见更早的出典。

鲁迅 十一月四日〔4〕P640

他们在以书信的形式讨论《百孝图说》。关于出处，鲁迅给赵景深一个很好的建议和具体的指导，赵景深虚心求教，鲁迅的悉心点拨，可见他们在文学研究上已经搭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鲁迅对赵景深的治学已有一定的影响。

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鲁迅日记中有：“午收赵景深所赠《中国故事研究》一本”。〔3〕(P736)本书为同年十二月出版，书名应为《民间故事研究》，鲁迅误记了。书中收有《小泉八云谈中国鬼》，赵先生将鲁迅给他的第一次信和《百孝图说》中关于《李娥投炉》的原文都写在了序里，序文的最后写道“我应该在这儿感谢热心诱掖的鲁迅先生。”〔2〕P10

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另有致赵景深的一封信：

景深先生：

示敬悉。附呈一短文，系自己译出，似尚非无关系文字，可用否乞。裁酌。

倘若录用，希在第二期再登，因为我畏天下文坛闻人，一同在第一期上耀武扬威也。

专此布复，即请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三日〔5〕P277

当时赵景深在主编杂志《青年界》，一九三五年以后曾多次向鲁迅约稿。文中提及的短文是《陀思妥耶夫的事》一文，后收入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信中鲁迅希望如若可以录用此文，那就刊登在第二期，因为在第一期上载有“青年作文指导特辑”专栏。对这样的文字鲁迅视为耀武扬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畏天下文坛闻人”，其实非畏，而是鄙弃之意也。这件事在鲁迅同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复小峰信，附与赵景深笺，并稿一。”〔6〕P260在尾注中注为“即《陀思妥耶夫的事》。”这封信当指上文所录之信，亦乃文坛一事，且可确证。

大师情怀：文笔的友谊

还有一件值得珍视的事件是鲁迅参加了赵景深的婚礼，而且在一九三零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载道：“昙。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3〕P820这天天空密布着云，鲁迅因了与李小峰的关系，前来祝贺其妹李希同与赵景深的婚礼。

在鲁迅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他与赵景深通信交往的记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得赵景深信”〔3〕P736这是在鲁迅日记中关于他与赵景深先生通信的最早记载。信中内容告诉鲁迅欧洲纪念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消息，此信被收入在鲁迅编辑的《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后记里，这篇后记也被收入了《集外集》。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费慎祥持赵景深信来。”〔6〕(P251)赵景深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费慎祥与赵景深同为中国现代文坛的繁荣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在鲁迅日记中也多次提及到与费慎祥的交往。他在一九三二年曾为上海北新书局职员，一九三三年在鲁迅的帮助下成立了野草书屋，第二年又创办联华书局，也出版过一些鲁迅的译著。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三日日记中分别记有“得赵景深信。”

从鲁迅日记中记载的相关与赵景深的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共收到赵景深的书信十封，他写给赵先生的亲笔书信也有三封，可见赵景深先生与鲁迅的文字交往是颇多的。他们的交往除了出版社与作者的联系外，另有一些学术的交流，是赵景深在求教于鲁迅，而鲁迅毫无大家的架子，给他以具体、真诚而有价值的指导。

在鲁迅的文坛生涯中，赵景深可谓是托起中国现代文坛一颗璀璨明星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者，贡献是卓著的。而鲁迅无疑也给赵景深以巨大的影响，二者相得益彰，成就了一代文坛巨匠和一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追溯这段珍贵的历史，可见中国现代文坛之所以大家辈出，成就斐然的真谛，更能读得鲁迅之所以被称为文坛泰斗的人格风范。

严谨治学：文坛的反思

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二心集·风马牛》和《关于翻译的通信》等文章中多次对赵景深的文章翻译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比如：《教授杂咏四首·其二》“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归。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7〕P435关于这件事赵景深自己解释说“我将Milky way误译为‘牛奶路’(应译为‘银河’或‘神奶路’)，将 Entaur误译为‘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是由于我没有多查字典、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2〕P11同页有赵景深写的一篇《论翻译》的文章，其中有“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其害处当与误译相差无几。……所以严复的信、达、雅，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而鲁迅认为信是最重要的，“不能完全中国化”观念的论争无疑是有益于文学翻译的。鲁迅曾将赵景深的翻译主张归纳为“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并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点儿也没有过分的。”〔8〕P372

关于翻译引起的争论说明鲁迅对当时翻译界的态度是负责任的。赵景深关于翻译的观点能够得到鲁迅的高度关注，说明赵景深在当时翻译界是有名气有影响的。鲁迅虽然笔锋犀利，语言近似于刻薄，但赵景深却不这样认为。“鲁迅有两句名言的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说明他是爱憎分明的。对于青年也是这样。倘若这青年是可以造就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指导他;一旦这青年走错了路，他就对这青年予以教育;如果这青年又变好了，他也会帮助这青年的。我就是曾经受过鲁迅指导的一个青年;后来也受过鲁迅的批评和教育;最后鲁迅又和我通信，并且写稿子交给我主编的《青年界》发表。”〔2〕P7言语之中表达了对鲁迅深深谢意，由衷佩服鲁迅坦荡的人格魅力、严谨的学术风范和极其负责任的治学精神。赵景深这种以真理为最高诉求的人生理念与胸怀，对今天的学术风范更具醒世意义。

赵景深与鲁迅得以在同一个时代驰骋于文坛，实为中国文坛的一件幸事。他们切磋探讨，砥砺支持，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真正建立起了以文为谊文人交往的佳话，并共同为民族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赵景深与鲁迅的文坛交游颇具史料价值和中国特色，值得学习继承。

〔1〕许钦文．鲁迅先生与新书业〔A〕．青年界〔J〕，第10卷第4号．

〔2〕赵景深．我与文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