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细琴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理论教研室，湖北 武汉 430079）

极限运动是舶自欧美的一种新型体育形态，其在我国的发展虽历时不久，但已成为体育领域一股不容小觑的新生力量，不少研究者或刊文引介，或著书立说，虽未形成研究重点和热点，但也成为了一块有待深耕细作的研究园地。

我国极限运动的践行与欧美极限运动的开展在项目数量和技术水平上存在双重差距，在学理研究方面则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双向落差。对我国和欧美的极限运动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既有助于我国极限运动实践的理性发展，又有助于拓宽我国极限运动研究者的国际视野。

1 关于极限运动基本范畴的研究

1.1 关于极限运动概念和分类的探讨

截至目前为止，尚无关于极限运动概念的专门探讨性文章，如李丁在题为“极限运动在我国高校的发展状况”一文中指出，极限运动（Extreme－Sports）是指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充分、完全地的发挥自身体能与技能，并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掘自我身心潜能，向自身挑战的娱乐体育项目［1］；朱红香、于素梅在题为“论极限运动与健康”的文章中也提出了与之相似的概念。李江霞在总结了先前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极限运动就是通过完成各类速度、高度或技巧性强的有刺激性的体育项目，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身心潜能的户外休闲体育运动［2］；包晓法，谢弥青，郑浩然、刘佳丽，舒盛芳等研究者提出了与之相似的极限运动概念。

除了刘春梅在题为“国外生活方式体育研究”一文中认为“这些运动形式我们称之为‘极限运动’或‘生活方式体育’”外［3］，我国绝大多数研究者将有别于主流体育运动项目、借助高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潜能、具有挑战性的体育运动称之为“极限运动”。而国外关于极限运动的研究首先在称谓上就异彩纷呈，常见的称谓有：Extreme Sports，action sports，X－Games，high－risk sports，whiz sports， free sports，adventure sports，lifestyle sports，alternative sports，the ultraendurance types of sports，dangerous physical activity……望文生义，这些称谓中的大多数直接以“极端、高危、冒险”标示出其区别于传统体育样态的特性。同时，国外大量关于极限运动的研究很少对其概念进行专门探讨，即没有直接界定“极限运动是什么”，而主要以例举的方式指出“哪些项目是极限运动”［5］，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仅 Robert Fletcher（2008）将之界定为“一个处置不当的过失或意外很可能导致死亡后果的独立体育运动”［5］。

国内多数研究者对极限运动概念的界定与竞技运动的内涵基本吻合，如竞技运动“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在体力、心理和智力方面的潜力，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创造优异成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运动活动过程”［6］，没有突出极限运动的本质属性；虽然李江霞从“刺激性”的内涵以及“户外休闲体育运动”的外延两方面有意识地将极限运动与竞技运动对比开来，但外延过宽，而Robert Fletcher则以极限运动参与者微小的技术过失或意外就导致伤亡这一因果方式进行了界定。

在极限运动的内涵方面，国外研究主要是在与传统的运动项目，如球类、田径的比较下指出极限运动的内涵包括非常规的、可供选择的、充满危险的、极端的、刺激性的、极富魅力的［7］，同时认为高风险性则是极限运动的核心内涵，并且把风险程度作为极限运动的实践分类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斯洛文尼亚的极限运动参与者认为极限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最危险的极限运动类型——极限滑雪（extreme skiing），下坡山地自行车 （downhill mountain biking）和登山（mountaineering），和要求最高的极限运动——铁人三项（Ironman），极限自行车（ultracycling），和极限跑（ultrarunning）［8］，而且调查发现不同年龄者对这两类极限运动的偏好不同，如年青人喜欢最危险的极限运动类型，而稍年长者则倾向于要求最高的极限运动项目。而我国学者认为极限运动具有自然性、大众化、个性化［9］；自我挑战性、惊险性、高科技渗透性、商业运作性等［10］，显然，我国学者兼顾了极限运动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并且较为侧重外部特征，对极限运动的本质内涵缺乏体认。所以，国内对极限运动的分类基本遵循两个标准：第一，依据开展极限运动的空间，分为陆地项目、水上项目和空中项目；第二，依据极限运动项目主要开展季节，分为夏季和冬季项目［11］，这两种分类方法显然受我国侧重极限运动的外部特征所影响。

1.2 关于极限运动之风险性特征研究

在关于极限运动的众多特征中，刺激性是国内研究者一致认同的极限运动特征，但对其高致伤致死的高危性没有探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开展的极限运动项目，如B3项目（Skate borad－滑板，Blade－直排轮，Bicycle－极限单车）的危险性相对BAST跳而言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国大陆学者更注重极限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如朱红香，于素梅指出，参与极限运动能最大限度地锻炼人体的各器官和系统，激活生物细胞，完善其生理功能，有效地促进人体正常生命的进行；同时对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有正面积极的作用［12］。而我国台湾地区则侧重于极限运动的致伤方面，如台湾地区周琳霓认为极限运动最常发生的伤害为撕裂伤、擦伤等轻伤，以及较严重的骨折、脱臼、韧带断裂、头部外伤等［13］，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在极限运动致伤致命的风险研究中，国外注重具体的极限运动项目的实证研究，如对攀岩攀冰、BASE跳与传统的主流体育运动项目比较，认为攀岩攀冰虽然是被广泛认为的高度危险的体育活动，它常常与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高发生率相伴随，但却是为极限运动是“死亡者游戏”辩解，因为导致体育运动高度危险性的原因还与设备以及参与者的身心状况有密切关系，从而包括棒球、手球、足球和骑马等传统较为安全的体育活动也易导致高致伤致死情况发生［14］。而从极限运动的危险程度而言，由于我国开展的主要是致残致命风险性较低的极限运动项目，从而更看重其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对其风险性的探讨泛泛而谈、夸大其词，使多数人形成了极限运动等于危及生命的冒险活动的认识，从而使人对极限运动产生畏惧。所以中外研究者对极限运动风险性持相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

1.3 参与动机研究

杨慧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休闲体育文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体育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极限运动的四大发展动因［15］。很明显，这主要是极限运动生发的外部大环境，任何体育文化现象的发展都会受到这四大发展动因的促进，没有触及极限运动参与主体何以参与的内部动机，而张丰、薛誉通过调查发现，被调查学生对参与极限运动的动机受求知、体验刺激、完成、内投、同一化这5 个因子的影响比较大［16］。

国外关于高冒险运动亚文化的研究者一直很困惑，如Lyng就认为极限运动体验如此深厚和充满意义，以致于参与极限运动的动机难以言表从而令人迷惑不解，因为极限运动员常“抱怨经验本质上是不可言喻的，仅仅只有实际参与极限运动才能完全理解”［17］，Olsen（2001）也认为，只有你亲自参与极限运动，否则你不可能充分理解它”［18］。

Yong Jae Ko等研究发现，参与极限运动最重要的动机是寻找乐趣，其次是风险刺激和审美需求［19］。Tara L.Allman通过实证研究BASE跳这一极限运动参与动机发现，最普遍的动机包括：获得新的、精益求精的技艺、成就感、兴奋冲动、控制、克服恐惧、归属感、个性的或精神的，参与极限运动与生活质量提升有关，而不是世俗所认为的BASE跳者就是死亡意愿的蛮勇之人［20］。而从未参加极限运动的旁观者认为极限运动参与者参加极限运动的关键原因可能是消遣娱乐（entertainment）、放松（relaxation）和极限运动自身的吸引力［21］。

通过进一步探讨极限运动的发生机制，有研究者认为自愿参与冒险运动在于个体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真实、自我控制等自我实践的需要，是主体根据普遍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表达和发展的一种方式［22］。因为现实生产活动使人产生无力感和无意义感，需要到外在于尘世的自然世界寻求慰藉，通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向自己和他人展示人的力量，从而获得个体存在的意义。

国外关于极限运动参与动机的研究主要采取访谈法，包括对不同参与年限的极限运动参与者、不同极限运动项目参与者、从未参与极限运动的旁观者进行访谈。其研究结论为极限运动并不是肾上腺素分泌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之体现，关乎人的存在感和意义感，其研究路径为形而下至形而上。我国则主要在内因和外因方面进行探讨，其中外因主要注重文化领域，如郑浩然，刘嘉丽认为，极限运动不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文化的叛逆性催生的，而且极限运动的参与主体、与主流体育文化的关系、运动理念变化和运动项目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受青年文化的转向［23］。内因指向新生事物的个体心理需求层面，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极限运动休闲层次特征研究的理论基础；跨理论模型理论是极限运动休闲行为改变研究的理论指导［24］。很明显，我国关于极限运动动机的研究缺乏实证性，侧重于理论思辨。

1.4 对极限运动参与者的个性研究

参与极限运动者是否对极限运动具有个性偏好，国内尚未发现对极限运动参与者个性特征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对此却情有独钟，他们通过极限运动员、非极限运动员、非运动员三者的个性对比，发现高危性极限运动员最突出的个性特征是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其次是非运动员，但却是非极限运动员的最低分；这一顺序情况同样适用于自觉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和精力（energy）方面；而公开性（Openness）是非极限运动员的最高分，非运动员紧随其后，但却是极限运动员的最低分；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无显著性差异［25］。这表明参与极限运动者具有较强的精力，良好的自控能力和沉着、冷静、严谨的内品性。

N.COETZEE（2010）则通过对休闲潜水者中什么个性特征较为普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先前研究者指出的极限运动参与者的典型个性特征不同，休闲潜水者的较为普遍的个性特征是探险者、理性主义者、梦想家和消极反抗型男子气概潜水者［26］。

2 关于极限运动的文化及商业化研究

2.1 极限运动的传播

极限运动在南美、欧洲和亚洲流行，媒体传播功不可没，尤其是极限运动的电视化传播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例如ESPN的X－Game赛事活动，其他通过电视广播的主要极限运动还有重力赛（Gravity Games）、夏季极限运动（the Summer X－Games）、冬季极限运动（the Winter X－Games）、山露极限运动巡回赛 （Dew Action Sports Tour） 和大户外赛 （the Great Outdoor Games），美国之外还有大量的极限运动赛事。可见，通过举办高水平极限运动赛事及其转播，既可吸引极限运动者的参与，又可引起普罗大众的关注热情。如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亚洲极限运动v（the Asian X－Games V）——极限运动员的资格赛，在2003年一月举办时就吸引了200位极限运动员和15万观众。

另外，影视在极限运动的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视主要是通过选取某一极限运动项目为其表现主题，如1998年法国导演卢贝松以自由潜水为主题拍成的电影《碧海蓝天》（The Big Blue），真实描写了自由潜水员的潜水过程，带动了全世界2万人的参与［28］。而由罗伯·科恩执导，范·迪塞尔、艾莎·阿基多等主演的《XXX》（《极限特工》）之所以成为2002年票房最高收入影片，与影片主角是位精通于种种挑战人类体能极限的顶级极限运动专家在影片中的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表演有着直接联系。

2.2 极限运动的商业化研究

国外更多地是从消费市场的角度探讨极限运动的商业价值和目标人群［29］，如 Yong Jae Ko 等（2008）对极限运动参与的消费动机进行了：认为极限运动开始取得主流体育活动的地位，成为体育产业和商业企业认为极其有利可图的企业［30］。

而Gregg Bennett（2006）则通过不同代际对极限运动的参与选择研究发现，回声潮时代出生的一代（Generation Y）约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8700万人，这代人出生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为婴儿潮世代的子女。与他们的父辈（Generation G）相比，他们更可能观看电视上的极限运动，更经常地玩电子游戏，而不是观看电视上的传统体育比赛，如全美橄榄球赛和NBA赛，因而被称为网络一代（Net－generation）、数 字 一 代 （Digital Generation）、 千 禧 一 代（Millennials）。他们成为市场营销者高度关注的焦点人群，这代人贴上了极限运动的标签，他们对传统的团体运动项目，如足球、垒球、棒球、篮球的兴趣降低，相反，他们对山地自行车、滑板运动、单线滚轴溜冰等极限运动的参与成指数增长［31］。

Yosuke Tsuji等通过研究大型极限运动赛事的服务质量、满意度和行为意图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提供满足消费者期待的高品质体验将极大增加未来的极限运动参与者和消费者。因此，为使极限运动赛事成功，赛事管理人员必须掌握极限运动的全面知识，开发有效的赛事管理策略［32］。

2.3 极限运动与环境保护

2008年美国《纽约时报》6月23日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打算2009年打扫珠穆朗玛峰》，其中提到，50年来攀爬者留下的被氧化的铁罐、帐篷、背包，甚至还有遇难者的遗体，使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垃圾堆。在2004年，中国开始了清理珠峰垃圾的行动，当时24名志愿者从珠峰北坡海拔16800英尺至21300英尺高度的区域内，回收了8吨重的垃圾。2007年有超过4万人从中国一侧途经西藏攀登珠峰，环境保护者估计，这些人给珠峰留下了120吨的垃圾，平均每人6磅。这还不包括从尼泊尔一侧（南侧）攀登者所遗留下来的大量垃圾。

国外研究者发现，极限运动最初被鄙视是为了追求惊险，获取焦点关注和刺激肾上腺素，这一视角使自然世界的场所性模糊不清，使得极限运动员呈现出征服、与自然力抗争或击败自然力的欲求这一表面化解读。但解释学和现象学研究却发现，极限运动能激起参与者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积极性的转变。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自传、录像视频、文章和杂志以及10名男性和5名女性极限运动参与者的访谈，Eric Brymer指出，极限运动参与者形成了与自然界相联系的情感，参与者描述自己与自然合一或通过生命能量的提高而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登山是人们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并逐渐认识自我的极佳管道”［33］，因此，Eric Brymer从生态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得出结论建议：与自然合一的情感可引导保护自然界的诉求，从而有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34］。

3 结论

通过中外学者对极限运动研究的对比分析，可看出两者明显的差异：

（1）国内对极限运动的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而国外更多的是极限运动项目的实证性研究。

（2）总体而言，我国关于极限运动的研究尚未深入，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可能受制于我国极限运动项目的开展尚未普罗大众化，这从目前我国出版的关于极限运动的书籍以介绍常见极限运动项目和比赛中可窥斑见豹。

（3）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对比分析等形而上的研究方法，而国外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个案法等形而下的操作性极强的实证性研究方法。

（4）对极限运动的参与对象方面，国内主要集中在对高校学生参与极限运动的现状及在高校开设极限运动的可行性；而国外研究者主要侧重于大学生和中学生对极限运动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取向，参与极限运动者的个性特征和代际之间对极限运动的媒体偏好，这是国内极限运动研究尚未触及的领域。

（5）国外研究者极限运动营销的目标人群、营销策略、传播方式等做了细化的调查研究，同时对极限运动服务质量与极限运动观赏者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极限运动市场营销人员的职业要求。目前国内这些方面的研究尚欠缺，而主要是对极限运动市场前景作了务虚性的展望。

（6）国内研究者把自然环境作为开展极限运动场所和背景，没有涉及极限运动与环保之间的关系，相反，国外研究者非常注重极限运动的开展所引发的对自然环境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由于国外极限运动的研究伴随着极限运动实践的开展而肇始，而其极限运动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因此，其具有较宽的研究广度和见微知著的研究深度。与之相比，我国极限运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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