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杰

中国人应当感谢自己的祖先，在那古老的年代，他们在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系统中，专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一撇一捺的“人”字，

人的一切，几乎都是成双成对。人有两腿、两脚、两臂、两手、两耳，两眼……这也为我们兼顾各方提供了物质基础。

我这一生，已经走过80多年。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无论幼年、青年、中年还是老年，都注意到了双轨而行，都努力做到了兼听则明，兼顾则清，不偏不倚。正如古人所云：执乎其中，方能有成。

我有幸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家中，经常听父亲谈到鲁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的故事，那时自己为生活所迫，从七八岁开始卖报纸、拣媒核，当小工，在工厂当学徒……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在家中受父母讲经的熏陶，一条是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接受知识。我体会到流浪儿之苦，对旧中国的积弊有切肤之痛，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有很深的感慨。

后来我先后就读于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二中、北京五中，接触到一批好老师。当时北京二中、北京五中的教师多为北师大毕业生。在解放后基本上都成了大学教授。初中阶段，在他们的感染下，我已开始到沙滩北大红楼、北平师院旁听，参加大学生举办的诗社活动，参加诗人节活动，与大学生们一道参加“5.20”运动，和他们一道“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还从他们手中拿到歌颂解放区的《大江流日夜》一书并认真拜读。我既出色完成了校内的课业，又体验了大学生活，了解了社会动向。以社会为课堂，受益颇多。

18岁时，我正就读于华北大学，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一名战士，作为“平津大学生”携笔从戎，经受了战火的考验，经受了摸爬滚打、五种枪法的考验。

另一方面，我又有机会直接听了林彪元帅向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介绍各种战役、战略、战术，又有机会陪同陶铸同志到广州中山大学等高校听他演讲，利用假日到各大学参加联欢，参与大学各种学术讲座，听教授们讲课，课后，又读了鲁迅、闻一多的大量文学著作。

在那一阶段，我既学了军事哲学，军事理论，又学了文学、史学、法律。眼界大大地开阔了。我称这种经历为：军内军外互动，双管齐下，多方获取营养。

1958年，我有幸回到北京上大学，成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党员大学生。我一方面认真听课，保持了四年全优的成绩，同时又担任了学生干部，如学生会主席、班长、民兵团政委，等等。我借这宝贵的学习机会，组织同学们利用在北京的有利条件，走访了多位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如郭沫若、周扬、冰心、臧克家、艾青、田汉、冯至、林默涵、邵荃麟、林庚、游国恩、王瑶、黎锦熙、张志公、周振甫，等等。为了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还专门访问了彭真、刘仁等老同志，为他们撰写了革命回忆录。这四年，两条腿走在校内、校外，两条路上互动、递进，其乐无穷。

“文革”十年，遭诬陷，受迫害，被关进牛棚，受尽凌辱。当时一些人自杀了，一些人消沉了，一些人逍遥了，我没有。我一方面努力“劳改”，修路、搬砖、倒煤、运木料，下农田干活，一方面忙里偷闲干了很多平常没时间干的事。

在“文革”初期，我被抄家7次，藏书几乎全部被抄走了。只剩下《毛选》及《鲁迅全集》。于是我开始编写《毛主席诗词详注》、《毛主席诗词》、《鲁迅诗歌注》，在其间，还请心理学教授林传鼎先生帮助刻印全国发行版（他刻写蜡纸功夫一流），又请国学大师周振甫先生帮助我逐字修改订正。在十年浩劫这一特殊时期，我仍是走着两条路，受到两方面的磨砺，对我走完人生之路，助莫大焉。

“文革”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十年岁月我们欲教不能，欲罢不忍，浩劫被历史彻底否定，我们蓄势待发，干劲无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作为教师，在校内敬业爱生，教书育人。在校内外，主要讲了三门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图书史》，在此基础上，为了培养高端人才。我感到自己必须扩大知识面，认真研究全社会的需求，既要研究已知，更要研究未知。为此，我们又认真研究了宇宙全息论、大成智慧论、羲黄文化论、神州谋略论、铸魂艺术论、演讲美学论。

特别是1977年看到广大青年迫切需要学习知识时，我们创建了全国第一间民办大学，全国第一批培训班，全国第一本民办杂志《艺苑蓓蕾》，全国第一个研究论坛。

我们坚守：不是第一，就是唯一；不是唯一，就要第一。

取之于校内。用之于校外；取之于校外，用之于校内；取之于国内，用之于国外；取之于国外，用之于国内；取之文史哲，用之于数理化；取之理科，用之于文科。我们走的又是一条双轨制的教学相长、内外互动之路。

基于上述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教育改革，必须努力作到校内外兼顾。争取在学中用，在用中学，方能落实素质教育的各项要求。当这种教育上升为艺术时，必然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何乐而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