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

《树》是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远近丛书”中的一部。这部丛书旨在呈现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个体对同样主题的不同体验，从而达到参照、沟通、对话的目的。同样都涉猎建筑、艺术、写作等多个领域的中法两位作者——唐克扬与巴士曼——以“树”为话题，希望展开一场别具特色的对话。

文本的开端就是文本生命的开始，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过程，两位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带我们进入文本。“那个时代已经不复是树们的时代”，一句话，就拎起读者，直接把我们放到了一个异样的时空当中。哪个时代？为什么用反常规的“树们”？何时是树的时代？那是谁的时代？我们带着种种疑问进入文本，也带着解决这些疑问的可能性探索下去。而巴士曼则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懂事之前，我生活在乡村……而我一直对树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作者用很长一段童年故事，牵着读者的手，沿着乡村的小路，缓缓地把我们领进文本。毫不突兀地，我们就自然而然听作者继续娓娓道来。

不知是否由于受到建筑艺术的影响，唐克扬的文本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树形”。这个像树一样的文本以云游僧给种树人的“五棵树的梦想”为主干，以桂树与蕨类植物、老人与古花、女孩与树妖、杜绾与木奴、淳于棼与槐树五个故事为树冠，以让“我”联想起远古的建木和菩提为树根。于是，这棵树在我们面前摇曳生姿。唐克扬的《树》的主线可以用文中的一句话来说——“那棵占满一个世界的树是整个的人生。”在这里，树和人是一体的，树即是人，人即是树。唐克扬用五棵树、五个梦把我们带到一个人与自然、现实与神话、日常与梦想、生存与死亡、时间与空间交错的文本中，让我们顺着时光隧道穿梭于“已经不复是树们的时代”的“那个时代”和“已经不复是树们的时代”的“这个时代”之间。

巴士曼文本的结构主要是线性的，专注于“树之用”。总觉得巴士曼的《树》更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从许多方面谈论树的作用：人们对树充满敬仰与崇拜，树启发了人们的书写与记忆，树被用作建筑、艺术作品、武器和各种工具的原材料，树还给我们带来了多种乐器。每一个独立的篇章都以时间为线索，讲述树在每个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巴士曼的《树》的主线可以用他在后记中的一句话来说——“在人的想象和日常生活中，树——所有生物中，人类遥远而又古老的朋友。”几乎树的所有部分都曾给过人启发，而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都有树的影子。这里，人与树虽然关系密切，但仍是一个世界的两端。唐克扬那里的人与树的互文在巴士曼笔下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幸好有大自然的神奇与独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棵树，单独看来都不会雷同”。

《树》，唐克扬、（法）巴士曼著，沈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有趣的一点是，汉语中本来可以作为集体名词的“树”，被唐克扬加上了“们”的后缀，成为多个个体组成的群体。而明明有复数变化的法语名词却被称作“这位朋友”，把群体的树合并成了一个单数。加了“们”的拟人化的树，不再是没有喜怒哀乐的动弹不得的植物了，一棵棵树就是一个个人，是一个个具有鲜活特征的生命。“树们，或说人们，永远捉摸不透造化的心意”，从第一章起，树和人就被捆绑到一起了。同样是拟人手法下的，被称作“这位朋友”的树则是一个与人并立的整体，带着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这个整体的尊重与喜爱。虽然作为工具、建筑、艺术等的原材料的树是个体的，但是从人们情感的承载来看，它们是一体的。“树可以战胜一切”，作者改造的拉丁语箴言肯定不是指单独的某棵树，而是树的全部。

在想象、现实、历史、梦境中穿梭的唐克扬文本像是呓语性质的独白，虽然采用的是讲故事的方式，但是意象的奇幻、语言的陌生化使文本充满了涩味，既引发读者解读的兴趣，又阻塞着读者的理解。而“这个时代已经不复是树们的时代”，这个和开端相呼应的结语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轮回，使整个文本呈现自足的环形，这个圆满的环形表现出拒斥解读的态度。也许急迫地想在作品中呈现中国、呈现东方，唐克扬文本中充斥着幻境、神话、传说……个人体验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情”远远大过“理”。巴士曼文本则采用了更加平实的言说方式，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使文本带有启蒙的色彩，平淡朴素的语言给读者迅速进入文本的便利，而条分缕析的大量例证又让文本成为一种作者对读者单向度的演说。“今天，人类，即便出于自身的利益，也要好好地保护这位最古老、最忠诚的朋友”，这种言说方式显得有些机械、生硬。而对树的“情”更多地是建立在“理”之上的。虽然两个文本都各有些许拒斥解读的因素，但是把两个文本放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话，这个对话是在博弈中展开的。既是作者间的博弈，也是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的博弈。

同样是面对自然，尽管都有向往，西方人常常是“走入”，而中国人更多地是“融入”。“走入”是暂时的，是为了逃避，逃避工业文明、逃避现代的“恶”，在自然中实现复归以后，终究还是要离开自然，回到自己。而“融入”是对永恒的向往，是希望在感物的过程中实现“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永恒的体验。对自然的不同态度，使两位作者在叙说“树”的时候有着不同的立场。两位作者都认为人与树是不能分离的，但是却对把人与树捆在一起的那根绳子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影响下，在左伯桃避风雪的枯桑、岁寒知其后凋的松柏、无用即是大用的大樗的感召下的中国作家，把树与人同化了。并不需要绳子，因为人与树本来就是一体的。而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历史背景的法国作家，则恰恰为了树之“用”而对树不离不弃，是“故旧不遗”的“义”，也是休戚与共的“利”。以人为中心，树与人被“用”捆绑在一起。

其实，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对话”的渴求。他们分别探寻着不同的能够使对方“心有戚戚焉”的途径。唐克扬想要用古老的时代唤起不同民族的共同记忆，达到对话的目的。巴士曼则试图把我们拉入与树相对的、“人”的阵营，期待相同的立场能使我们有相同的感受。不论对树、对自然的感情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双方共同的对“树”的热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这场对话展开的基础。

树，是自然在人世间的代表。从对树的崇拜，到对树的利用，再到对树的价值的重新发现，这个过程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人认识自我的过程。在商品化、工业化急剧发展的今天，我们怎样找回当初的树？怎样找回最本真的我？怎样与树一起生长、一起繁茂？《树》这本小书给了我们探寻答案的一个路径，给了我们展开思考与对话的平台。我们也能在中法两位作者不同的叙述下，感受他者，反思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