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先贵

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以来，贵州省瓮安县以教训为警钟，不断探索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路径，努力以新的面貌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创“新”社会发展理念。反思瓮安事件，最大症结在于民生欠账太多，对群众权益长期忽视，导致问题扎堆、民怨累积。痛定思痛，瓮安党员干部深切认识到，时代在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GDP挂帅”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四年来，瓮安切实转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状况，适时调整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协调关系，千方百计弥补历史欠账。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完善新农合、建设保障房、拓宽就业渠道等一系列民生措施，群众充分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心气理顺，自觉维护社会安定。事实证明，抓民生同样能带来繁荣，而且是成色高、靠得住的繁荣。

创“变”社会管理方式。经历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等复杂条件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社会管理方式，尤其是“管、控、压”等传统手段正逐渐失去作用，导致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我们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大力提升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的自律、自治能力。组织、动员、培育社会力量提供政府无力单独承担的公共服务，把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放手让社会组织去做，有效解决了政府管理社会时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特别是“什么都去管、什么都管不好”等问题。

创“立”社会诚信体系。瓮安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在非常时刻对当地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部关系好不好做的一次深入检测。在此后的“补考”过程中，瓮安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坚持对国家讲敬诚，对党讲忠诚，对人民讲真诚，对社会讲开诚。与此同时，通过采取创建信用乡村、评选五星文明户、遵守村规民约、规范社区管理模式等措施，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逐渐修复。

创“强”社会法制保障。“我为谁工作？我对谁负责？我怎样工作？”四年来，瓮安党员干部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展工作，切实增强群众意识，重树为民作风。我们规范行政机关行政程序，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广泛开展“千名干部走千村、万名干部进万户”活动，在走基层中“写民情日记，建民情台账”。此外，还深入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万名干部大巡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等“五大访”活动，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

创“活”社会调处手段。近年来，瓮安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解放思想，认真探索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灵活有效手段。我们从单纯依靠法律体系的规范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影响等多管齐下的办法。相继建立了“信访调处专项资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人民调解调处矛盾纠纷奖补专项资金”、“和谐矿区建设资金”等。在推进城镇建设中，采取“拆一还一，结构陈新不补差”和对失地农民采取门面安置、社会养老保险安置等办法。对违法青少年采取帮助挽救和消除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记录。对特殊社会群体，建设“阳光安置基地”进行帮扶，有效化解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从源头上解决了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

（作者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瓮安县委书记）

（责任编辑：张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