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超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若要持续高速发展，必须采用西方模式。这个答案遵循的是西方经济学传统逻辑，显然难以解释中国现象。

若以更广、更深的视角观察，中国奇迹的发生以及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充满巨大发展活力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其深深植根于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大地，这块土壤为其成长提供了特有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道路正在创造新的社会文明。在以自己的经济奇迹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为人类探索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道路。

中国的发展成就被人们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据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高增长还将持续20至30年。如何破解中国发展之谜？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发展是因为推行了完全西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国若要持续发展，必须采用西方模式。这个答案仍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显然难以解释中国现象。若以更广、更深的视角观察，中国奇迹的发生以及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充满巨大发展活力的中国道路。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在以自己的经济奇迹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为人类探索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道路。

中国道路创造的奇迹出乎西方学者预料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增长率达到3%—5%，被看做“经济奇迹”。但真正的奇迹却是东亚，这里年均增长率已经提高到9%，甚至更高。

而更大的奇迹则出现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且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日本在战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后又经过10余年的时间超过苏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速度与现在的中国相比并不算快。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GDP大体与意大利相当，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一个令人惊奇之处，凡是二战后人口和面积达到中国十分之一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一个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也没有一个比中国发展得更快。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仅从发展速度看，西方大国甚至作为较小经济体的东亚四小龙的模式以及日本模式也无法与中国相比。显然，中国道路表现出世界其他发展模式无法比拟的相对优势。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困惑。用西方的模式与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陷阱重重，毫无前途。但30多年来，在西方世界不断唱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不仅经济稳步发展，而且逐步创造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恰如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样，创造的发展奇迹出乎人们始料，其背后的理论意蕴深刻、影响深远。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创造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它既实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明与智慧的现代性转化，也融合了西方文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文明的精华。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指出：中国问题研究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

当然，中国发展道路还有待完善、创新，也不能仅仅以经济速度论英雄。1992年，邓小平就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道路的提法就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恰当，因为模式是相当定型的东西，而道路意味着还要探索。这里，既要反对过分夸大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否定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发展道路的观点，也要警惕把中国道路完美化，过分夸大其影响的观点。

中国道路正在创造新的社会文明

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自我调整，虽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其内在缺陷一直无法克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具有其他发展模式所没有的内在特质。

一是中国道路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实现了发展动力源的最优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人是经济发展的本源。作为劳动者的人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仅被看做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西方经济学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把人物化为简单的商品，用物的所谓最优化配置代替了对人的能动性的关注。

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认识的狭隘性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尽管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涉及人的更多要素，但由于回避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点与认识方法，还是无法解答经济发展之谜。只有突破对人的认识，在经济学重新找回人，才能使经济理论和西方发展模式走出困境。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并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道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全体人民的一切潜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发展上来。在中国的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还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还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的眼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道路的首要优势。

二是中国道路保证了社会有机体的协调一致，实现了社会整体合力最大化。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主流思潮和运行的基础，建立在其上的发展模式的一大弊端是割裂了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整体发展的合力不够。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以“解构”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看作某些因素的变量，能看到事物的每个构成，但如果孤立地观察、理解每个“构成”，势必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这些“构成要素”的真正功能。

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形成的是一种过分注重私有资本和市场自发调节的体制机制。中国坚持集群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不放纵市场，注重宏观调控，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合力最大化。

中国发展的优点在于很好地把握了个人活力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均衡点。这种整合方式最大可能地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来，从而实现社会有机体合力最大化，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三是中国道路有效实现了制度成长，保证了发展动力激励机制的高效性。

实现社会发展合力最大化最重要的就是创建有效率的制度。苏联的转型是制度变迁，东亚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也经历了制度变迁，这两种变迁是不一样的，一种意味着衰退，一种意味着成长。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形成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种制度必须是自主内生的。中国道路的成长历程，显现了现代制度成长与创新的机理。

首先，它是内部自身因素主导生成的，不是外部移植的。从改革的指导思想看，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却是被中国化的。从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制度转型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自生的独特思维和文化：既不搞完全看不见的手，也不搞完全看得见的手；强调经济搞活，也不是全部放开。这些经验与“中庸”的智慧相关。东方式节俭使长期高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可能；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有力平衡着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滑坡。

其次，它是在长期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演进而成的，是科学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主动结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推进改革。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中国制度顺利成长的根本原因。与苏联、东欧国家迄今的发展很不相同，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中国改革的顺利推进还在于正确处理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把发展实践效果作为改革的指向标。中国的政策很明确，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为发展服务的。

最后，中国的制度成长表现为一个自我适应过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这种改革的优势是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

中国土壤是中国道路特质的生成根源

中国道路的内在特质说明其与以往的发展道路具有质的区别。中国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壤为其成长提供了特有的环境和条件。

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就像在海洋中行驶的船舶，小船只能顺浪而行，而大船却必须劈波斩浪。小国可以采取依托战略，而大国不可能与另一个大国结盟或持久结盟，它只能采用独立自主的战略。比如美国可以时常拿出几十亿上百亿美元来资助仅有500万人、1.4万平方公里的以色列，但它养不起任何一个大国。小国只有面积很小的版图，其外交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平台上运转，它只能在大国的缝隙中生存。但大国在原则问题上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的大国地位使她不能依附和照搬其他模式，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华文明是中国道路的根脉。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文明，但几乎全部中断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其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5000年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发展道路独特性的重要条件。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现代发展路径是由资本主义最早开启的，中国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发展新的道路，必然会与西方道路有很大的不同，会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中国人民领路人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主领航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是经几十年奋斗打出来的，深得中国人民的信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使其能不受外界干扰，自主决定发展道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恶果。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和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使中国避免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在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推动改革的一面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情出发成为中国道路形成的思想基础。这种实践理性不仅使中国摆脱了教条的束缚，而且使中国的改革免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汤因比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道路似乎显示了这种理想模式的基本特征：建立在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之上的新型社会主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的新型文化系统，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互补的新型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能避免发展危机；既有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作者系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