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丹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型”与“形”的探究
——类型学在传统民居研究中的应用

王丹丹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将类型学中提出的“原型”、“变体”的概念运用于民居研究中，可揭示民居空间形态中的隐藏于复杂表象下的一种控制因素，即不变的“原型”——“型”与多变的“变体”——“形”的辨证关系。以鄂东南地区及阳新太子镇及通山等地传统民居研究为例，分析了鄂东民居建筑型制的关系及其这种现象的成因。

类型学；民居；原型；变体；形态

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认为类型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历史地、约定俗成地确定下来的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1]。民居类型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将收集的具体案例进行分类解析，寻找隐藏表形下的操作控制因素——即选择类型，将其归纳为简单的几何图形，它促使民居和聚落依据某种形式规则而生成；然后，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与比对，从中找寻从“原型”到“变体”之间差异中的固定要素，到就可以生成民居的形式推演过程，得到民居的生成法则，探求研究对象和其他地区民居之间的关系。

探访鄂东南阳新县古民居建筑与村落的过程中，感受其空间和场所的组织与营造，感受到一种隐藏于民居表层形式之下的某种“型”的控制因素，在这种特定因素的控制之下，民居之间在空间组织结构和形式内容表现出多变且具同构性的“形”，而这些同构的建筑单元累积生成的聚落型态，也会显得即变化丰富又统一协调。如何通过以“型”作为媒介，因特定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改变，而转化成多样的相似“形”——“变体”的过程。从共时性来看，可对民居聚落的推演生成过程做深层次了解，同时对民居类型的界定，就可以同其它地区的民居类型做比对，从历时性来看，可以探寻不同地域民居之间的文脉关联。

1 阳新县太子镇民居与祠堂的类型学分析

阳新县太子镇的古村落大多按姓氏宗族聚居构成村，每村都有自己的祠堂，由于民居聚落是建立在宗族聚居血缘关系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之上，无论从民居单体内部的组织结构还是聚落组织形态，都很大程度的体现出宗族文化在建筑、聚落空间组织上的象征意义。同时，由于祠堂不仅代表宗族文化的核心，也是祭祀祖先、敬宗收族的功能性场所，所以祠堂可以看做民居的形式的延伸，是民居型制的高等级别，祠堂因宗族文化的一脉承传，应该与普通民居具有同样的文化属性，具有同宗文化群体意识的“原型”结构。在走访调研中，该地区民居之间、民居与祠堂之间以及祠堂之间的空间组织结构有较明显的某种同构性，这些因素就是类型学所指的该地区民居聚落暗隐的营建准则——“型”的控制因素(如图1、图2所示)。

2 民居单体与聚落中“型”的提炼与“形”的衍生

根据测绘资料采集分析来看鄂东南地区的平面空间基本“型”是典型的“天井院”式单元，即“3间2进1天井”的模式。从入口进入，纵向空间经过面向中央天井的门厅、天井、厅堂以及厅堂后面的后院(作为厨房厕所牲畜圈养用途)。以鄂东南地区民居(主要集中阳新县、通山县)的“3间2进1天井”的平面为原“型”，对比阳新与通山的民居“形”态进行收集与分析，两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从“型”制上分析，可以认为是在原“型”基础上进行纵向与横向的增减与变型(如图3所示)。随着时代的变更，家庭成员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留下根生蒂固的空间持续依然起着留下暗隐的烙印。

图1 阳新县太子镇民居平面

图2 阳新县太子镇徐(四门)氏宗祠平面

图3 鄂东传统民居平面空间“原型”与“变体”分析

民居单体的同构性，影响到传统聚落民居群的整体与多样性，在类型学的原型的拓扑关系下，建筑形式以及聚集形态——“原型”与“变体”的组合的“异型同构”，对整体村落环境的协调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研究其形成的渊源也十分关键。

3 祠堂型制中“型”的提炼与“形”的衍生

如果将民居的这一空间形态作为“类型学”中的“原型”运用到聚落的最高等级的祠堂中，就可以得到典型的鄂东南祠堂空间形制(如图4所示)。只是祠堂建筑因功能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容量的扩大，建筑的开间增加和进深尺度扩大，由原来民居的3间2进1天井，变为3间3进2天井。往往在第一进结合入口建一个面向天井的戏台，进门从背向戏台的下部空间进入(如图5所示)，经过天井便是中间的主要厅堂，厅堂中部通常设立屏风，从两侧空间进入，眼前豁然开朗的看到空间的高潮部分——安放祭台的最后一进(如图6所示)，多进的天井与过厅的明暗空间交替一直通向祭台，祠堂显得格外深远和肃穆。与第一进世俗喧闹的戏台空间相比，中部的厅堂空间(图7)显得更加肃穆，与最后一进的祭台空间的幽静相得益彰，空间序列的变化也在这巧妙地空间布局中凸显出来，不得不佩服民间匠人的智慧和他们心理埋藏的那种与生俱来的空间营建秩序。

图4 宗祠厅堂空间

图5 从厅堂侧面看祭祀空间

图6 民居门厅

图7 民居厅堂空间

可以看出，祠堂面向第一进天井的戏台空间与民居门厅上空的侧廊空间，在空间的营造与平面结构柱位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向天井的厅堂空间，在民居和祠堂建筑中的空间营造技巧如此相似，只是民居厅堂空间附属的祭台功能演化成祠堂的重要的最后一进祭祀房间，而民居入口门厅上空的储藏与装饰空间也演化成祠堂的戏台空间。无论在空间的尺度规模上，还是在功能的划分上都变得复杂和多样化。究其实质还是同一基本类型单元下的拓扑同类形。

此外，祠堂与祠堂之间的空间组织结构同样存在着“异形同构”的现象，以典型戏台空间的形式的对比为例(如图8所示)，屋顶的变化是一个明显的区别，但都具有相似的空间组织结构。

图8 民居与祠堂型制关系的分析以及祠堂型制的类型学思考

4 “型”的成因及其在立面形式的体现

阳新县内各姓氏村落，大多系江西等地的移民，还有少数从中原直接迁移而来。据考证由于历史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迁徙此地。这些移民带入了各地相对进步的文化，并逐渐在当地的宗族社会产生影响，融合了各地的思想文化的阳新县社会资源丰富，多元化发展。移居于此的居民十分注重宗族血脉，在他们把各地域的建筑文化融入阳新的同时.也不会忘记本族的宗法血缘[2]。这种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实际上是移民的有意识的延续宗族血脉的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区位上与江西接壤，地理环境与赣东北和皖南一带较接近，商业上往来互惠带来文化上的交流和渗透，使得阳新民居在空间形制和装饰风格上继承了赣北、徽派民居的做法和风格；然而，因地理气候的差异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交汇融并在边缘地区的逐渐弱化等因素的作用，阳新民居又兼具与赣、皖当地民居不同的本地域特征。在移民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立面形式特征体现出“马头山墙”、“滚龙屋脊”、“牌坊门楼”等不同地域的外来文化的同时，阳新居民又具有湖北本土地域特色的木石雕刻和彩画等工艺文化，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渗透并不断传播，形成文化多元化的阳新民居。如同平面空间秩序一样，立面形态也体现“型”及“形”的辩证关系，整体聚落象有着一双无形的大手将变化多端的立面形式协调统一(如图9～11所示)。

图9 阳新屋李村民居

图10 阳新徐氏宗祠立面

图11 阳新太子镇民居立面原型与变体组合分析

5 结 语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揭示出隐藏于复杂表象下民居多样空间形态中的控制因素，即不变的“原型”——“型”与多变的“变体”——“形”的辩证关系。当“原型”在不同的环境文脉中生根时，必然受到不同的人、不同具体条件的制约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3]。社会文化、地理气候、经济技术等因素都会对民居的呈现的空间形态产生影响。

[1]黄周，冯潇.浅析罗西的建筑类型学[J].热带建筑，2007(6): 25-26.

[2]王炎松，徐靓，朱锋.鄂东杰构——阳新县祠堂建筑及文化特征初探[J].华中建筑，2006(11)：93-94.

[3]韩冬青.类型与乡土建筑环境——谈皖南村落的环境理解[J].建筑学报，1993(8)：54-55.

[编辑] 洪云飞

10.3969/j.issn.1673-1409(N).2012.03.035

TU241

A

1673-1409(2012)03-0105-04

2011-10-27

王丹丹(1980-)，女，2002年大学毕业，硕士，讲师，现主要从事民族建筑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