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滨新

马寅初与蔡元培的北大情缘

文/单滨新

今年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1882.6—1982.5 ）诞辰130周年、逝世30周年。马寅初与“北大之父”蔡元培是同乡，青年时代得到蔡元培（1868—1940）提携进入北京大学，晚年又担任了近十年的北大校长。

马寅初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他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最大贡献，与蔡元培一样，都源于北京大学。

北大，是蔡元培和马寅初成就事业的摇篮。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缘，也成为他俩深厚情谊和北大历史的见证。

马寅初应蔡元培邀请任教北大

马寅初与蔡元培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市区，长马寅初14岁。马寅初出生于绍兴嵊县（今嵊州市）浦口的酒坊主家庭，幼小聪明机灵，父亲一心希望他经营商业、接替家业。

马寅初

蔡元培

在马寅初的“竭力反抗”和舅舅的帮助下，他在浦口小镇读过几年私塾后到绍兴城里念了两年洋学堂，后又在父亲朋友张绛声的倾力支持下，就读上海贵族子弟学校——中西书院（亦名英华书馆），1902年毕业后入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矿冶系公费就读，1906年被北洋政府派到美国官费留学。

当时，能在北洋大学堂读书的已是凤毛麟角，被学校派往美国官费留学者少之又少。那些年，翰林出生的蔡元培正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创办爱国女学，比较了解学界情况，他对这位小老乡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京大学校园旧貌

马寅初抵美后，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他曾说：“我是为祖国而学习，因此不能有半点掺假。我要真学问，不做假博士。”1914年，他以《纽约市的财政》一文荣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被参加评议的教授们认为“实是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以来很少见到的一篇好文章”，并拍板论定“列为本校一年级新生的教材”。如此振奋国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当时就有人向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介绍马寅初，称赞他“有坚强的意志和聪颖的智慧”，博士论文功力深厚，富有真知灼见，轰动了美国财政界。

1915年，马寅初拒绝美国导师留校作助手的邀请，回国任财政部职员，欲“学以致用”。然而，当时军阀混战、滥发公债、官员营私舞弊，马寅初感到“今我国财政情形，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属腐败已极”，“如果要在财政部做一点小事，简直是毫无成绩可言”。他原所抱定的改良财税、振兴经济的理想几经挫折，便想抛却依靠政府从上而下改善财政经济现状的理想，下决心另觅新路。

就在马寅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候，蔡元培点拨和帮助了他。1916年9月，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从法国返国，在赴北大就职之前，专门找到马寅初，说起对他的关注和那篇轰动美国财政界的博士论文，说服动员其尽早离开政界，去北京大学教书育人。那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马寅初便毅然作出选择，一甩袖袍离开了政界，随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当时，马寅初曾这样庄重地向外界宣称：“从此而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竭尽全力于教育救国的事业。”

蔡元培力挺马寅初担任教务长

蔡元培于1917年1月正式主持北大校政后，积极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只要学问独到的，无论新派旧派，国党共党，都被其网罗而至。

当时的北大，正如马寅初所言：“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崇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系刚、刘师培、林损诸氏。……各派对于学术，却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然巨观。”

1949年4月19日马寅初（中）到北大看望他的学生周炳琳（左）和赵抟

马寅初在北大主要讲授经济学，在这样开明开放的学术氛围中，他的经济学专长得以充分展示。当时，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人才很少，马寅初一方面专心讲课，培养经济学人才；另一方面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普及经济学知识。他讲课很少翻讲义，内容新颖、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讲课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戏称：“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蔡元培崇尚学术，他在1918年秋提议创办我国大学最早的学报《北京大学月刊》，邀请学有专长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马寅初曾主编过该刊的第3期、第10期，他自己撰写的文章几乎每一期上都有。

马寅初的学术水平和授课技巧，赢得师生一致公认，蔡元培对他也十分器重。1917年11月，马寅初被选为法学院经济系的评议员；1918年3月，被经济学教授们推选为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兼经济门研究所主任；1918年10月，当选为北大教授评议会的评议员。

为推行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1919年4月，北大教授评议会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提出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教务长的权力处在校长之下、教授之上，因此成为各科教授争夺的焦点。经过商量，决定各科推出一名候选人，文科推出陈大齐，理科推出俞同奎，法科推出马寅初。在评议会正式选举时，俞同奎与马寅初各得3票、并列第一。因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这时，校长蔡先生把自己的宝贵一票投给了马寅初，马寅初便当选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总长。

马寅初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教务长的。原来在这一年3月，马寅初的母亲王太夫人去世，他闻讯后即向校长蔡元培告假回家服丧。蔡元培也领衔沈尹默、胡适、徐宝璜等7人，在1919年4月2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为马寅初母丧征赙启事》：“本校同人拟赠赙仪者，请送交学生储蓄银行代收，现定于本月月底截止。”

蔡元培对马寅初的母丧如此重视，又如此力挺马寅初担任教务长，可见两人的情谊确实非同一般。

马寅初鼎立支持蔡元培北大改革

在北大时期，关于学校的许多事情，蔡元培都让马寅初襄辅佐助。马寅初也帮助提出一系列的教育独立、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的举措，是蔡元培北大改革方针的坚定执行者。

马寅初任北大教务长时，贯彻蔡校长的整顿和改革措施，废门改系，全校共分14个系，使北大向现代化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变。他也践行蔡校长倡导的“兼容并包”方针，在其主持的经济门研究所里，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使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能平等地开课讲授。一年之后，马寅初辞去教务长职务，专心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

蔡元培鼓励师生们组织各种文体性和学术性的群众团体，举办各种演讲会、体育运动会、音乐会等等。1917年10月，北大学生组织体育会，蔡元培给予大力支持，强调“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亲自邀请马寅初、陈启修等热心体育的教师加入该会，并在北大征收体育费，新建体育活动设施，举办春季运动会。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和马寅初等教师的竭力推动下，体育也成为北大培养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和热心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蔡元培推动创办消费公社、学生储蓄银行、平民学校等。马寅初是研究经济学的，学生储蓄银行则由他为主筹办。学生储蓄银行招股的时候，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带头予以支持，认购了50股，是认购股份最多的；马寅初是20股；其他教授多是十股八股不等。

1918年6月，蔡元培、陈独秀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班师生合影

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整治校风。他于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发起成立进德会并亲任会长，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该会定有8条戒规：一不嫖，二不赌，三不娶妾，四不做官，五不做议员，六不吸烟，七不饮酒，八不食肉。凡遵守前3项戒条而加入者称为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者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三条者为丙种会员。马寅初积极响应加入该会 ，以会规“八戒”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言行，伸张正义。抗战期间，马寅初屡屡揭露财政部长孔祥熙等“上上等人”大发国难财，孔氏又怕又恨，派人以官位拉拢。马寅初莞尔一笑拒绝：“人各有志，我早先在北大时，就已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创建的‘进德会’，声明不要做官，孔部长的好意，恕难领受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庆祝协约国胜利，蔡元培决定学校放假3天，并在北大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举行了3天演讲大会。蔡元培与马寅初、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作了演讲。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希望在于劳动者》，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热情支持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发人深省地指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蔡元培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认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并振臂高呼“劳工神圣”！马寅初与蔡元培的演讲都不约而同地承认民间大众的力量，也可看成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民主精神、群众意识觉醒的佐证。

1918年12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在红楼合影

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5月4日那天，马寅初与马叙伦、沈尹默等进步教授一起来到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门口，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参加游行的进步学生。蔡元培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南下。5月10日，马寅初与李大钊、马叙伦等其他7位教授联合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不请蔡元培先生返校任职，北大教员“即一总辞职”。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蔡元培主政的北大里，马寅初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接受了新文化与民主新风的洗礼，为日后成为一名民主进步人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传承弘扬北大精神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大学区制，将北京各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这一时期，蔡元培也被国民党中央指派筹备建省事宜。

蔡元培来到浙江后，便发函请北大的一些同事前来参加地方建设。马寅初、蒋梦麟、马叙伦、许宝驹等浙籍人士在蔡元培召唤下，相继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在蔡元培代任主席的省政府中担任政务委员会委员。

马寅初虽然离开了北大，但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奉献、牺牲”的北大精神，则是其始终遵循的准则，他希冀用种种民主进步的措施来改革地方的政治经济。1927年12月19日，北大杭州校友会举行纪念北京大学二十九周年大会，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铖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正是抱着“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的牺牲精神，蔡元培、马寅初等打算将浙江作为实现改革改良的理想国和模范试验区来治理。马寅初曾踌躇满志地说：“今以浙江一省而论之，如以北大牺牲精神，移办政府与党务，则不出一年，必可为全国之模范省。”他们在浙江重抓禁烟运动，杜绝“寓禁于征”、“私商包卖禁烟药”等弊病；改革税法，实行两税制；廉洁官吏制，严查跑官卖官案件。

然而，冷酷的现实很快将他们的改革改良理想击得粉碎。蒋介石推行的是复辟封建买办官僚统治，他不能容忍蔡元培、马寅初在老家浙江搞民主改革和经济改良，于1928年10月委任其亲信张静江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挤走了原代主席蔡元培，抱着北大牺牲精神的马寅初也只好离开政界。

蔡元培与马寅初离开浙江省府之后，又都重返文化教育阵地。蔡元培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终年。马寅初则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重庆大学商学院、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还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马寅初痛惜“良师溘逝”，撰写《蔡先生思想之宽大》一文，在3月24日的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精神：“孑民先生道德文章，万流宗仰，而吾所最钦企者，为先生主持北大时对于思想言论力主自由。……北大师生，此后于党国于学术而能有所贡献者，胥先生培养涵盖之功；则先生办学之精神，宁不足为吾辈从事教育事业者所当效法乎？”

北京大学第一院正门

也许是与北大的至深因缘，1951年6月1日，年近七旬的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成为继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以后的第四位绍兴籍北大校长。在北大校长就职盛会上，马寅初满脸笑容地走上讲台，对着热烈鼓掌的师生们说：“今天我回到了娘家，一见到红楼，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要求北大师生们，“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并配合国家建设工作的开展，为国家造就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

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学术论文《新人口论》，其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提出要“节制生育、提高质量”。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马寅初却由此受到不公正批判，不得不于1960年1月3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居家赋闲。1979年9月平反后，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在围绕“新人口论”的学术讨论中，马寅初毫不畏惧，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马寅初思想自由、崇尚真理、不屈不淫、敢怒敢言，堪称传承北大精神的楷模，这也使其成为北大校史上著名校长之一。

责任编辑 刘墨非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