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英红

钓鱼岛问题背后的日本

Sneaky Japan Behind Diaoyu Island Issue

文/于英红

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开展维权巡航执法。通过维权巡航执法行动，体现我国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辖，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图/xinhua）

2012年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越发强硬，越来越倾向于诉诸单边行动，议员登岛、东京都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计划，丝毫不顾忌这些行动对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的影响。日本态度突然如此坚决，绝非偶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日本对钓鱼岛就制定了既定政策，只是在二战后因为对法西斯国家的处理方案，政治领袖希望消除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其持有的戒备心理，求得日本经济发展的空间，放缓了攫取钓鱼岛的步骤。政界和民间对军国主义复燃也抱有很强的戒备之心。但是时过境迁，政治环境和民意都在发生变化，随着日本经济增长，民众和政界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地区性乃至世界上强国的愿望逐渐强烈。在此背景下，钓鱼岛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展现其争强抱负的突破口之一。

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演变

自19世纪末开始，钓鱼岛成为日本通往地区性强国之路上的既定目标，只是在其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攫取钓鱼岛的进展有所减缓。日本对钓鱼岛的野心贯穿于其发动的两次对华战争，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中感到最为自信的法律依据都是在两次对华战争期间或前后日本利用中国内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机把一些国内、双边协定强加给中国的，这些国内法、国际协定都是在中国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中签订的。

日本声称钓鱼岛是一位日本国民发现的“无主地”，1884年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了“久场岛”（黄尾屿）栖息着大量信天翁，羽毛可以销往欧洲，利润可观，1885年向冲绳县令提出申请，要求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立标，上书“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依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发现先占的。实际上《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的记载暴露出无主地说法与事实不符。文献中提到：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内务省命令所作的调查显示钓鱼岛恐是清国领土，调查时立标恐怕会招致纠纷。这说明，明治政府已知悉钓鱼岛并非无主地。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其理由是，这些岛屿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述相同，但大清国只是借助这些岛屿作为识别航海方向之用，“并未发现其他清国所属证迹”；关于岛名，日、中有所不同，故无关宏旨；且这些无人岛靠近八重山群岛。当时日本提出的琉球两分方案虽曾表示将八重山划归中国，实则早存得寸进尺之心。然而，调查结果反使山县不敢轻举妄动了。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图/xinhua）

1885年10月，外务卿井上馨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建立国标及着手开发等事宜，可待他日见机行动。井上还提醒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清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调查结果向内务卿汇报，要求对立标事宜给予指示。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显然，当时日本正在酝酿甲午中日战争，而不希望过早惊动清国。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秘密决定窃取中国“钓鱼台列屿”，“在现地设立标桩”，私自“编入日本领土”，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1895年4月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与之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1896年3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第十三号敕令《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宣布冲绳县（琉球）设立郡制。尽管第十三号敕令原文并未提及钓鱼岛及其任何一个岛礁，但日本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马关条约》第二条由中国割让而得到钓鱼岛，而是通过1895年初的秘密内阁决议和十三号敕令获得对钓鱼岛的优先占领权。

日本之所以如此理解钓鱼岛的历史，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否认钓鱼岛包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款规定日本应放弃的领土范围之内。日本一直声称钓鱼岛包含是《旧金山条约》第三款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并且根据1971年6月17日日本与美国之间签署的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为《冲绳归还协定》), 将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地区之内。

日本这些法律依据基本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或者在不知会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在涉及第三方的协定上，比如《旧金山条约》、《冲绳归还协定》都使用了非常模糊的语言。模糊处理本身说明日本在二战后不希望钓鱼岛问题引起亚洲国家强烈戒备之心。

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当时日本政要接受了邓小平去政治化、搁置争议的思路，有意识地淡化钓鱼岛问题，但日本并未由此转变获取钓鱼岛的信念。就在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政府为了安抚右翼，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在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渔民进行监视。1979年，日本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抵钓鱼岛，修建了直升机场，还派出了调查团和测量船。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灯塔。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新设置了灯塔。1996年10月，日本外相明确声称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否认曾经和中国达成任何搁置主权争议的协定。1997年议员西村真悟和其他三人登岛。2000年4月日本青年社成员登岛，修建神社祭祀战争期间在岛上饿死的人。2005年日本政府授权民营企业前往东海海域勘探石油、天然气。2012年日本更是动作频繁。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再克制自己的窃土野心，改变了先前的模糊处理战略，越来越多诉诸明目张胆的思路行事。这种新进展与日本二战初期形成的政治格局有所变化有关。

实际上《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的记载暴露出无主地说法与事实不符。文献中提到：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内务省命令所作的调查显示钓鱼岛恐是清国领土，调查时立标恐怕会招致纠纷。这说明，明治政府已知悉钓鱼岛并非无主地。

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

二战后，日本政界一直处于“吉田茂主义”的影响之下，1955年国内政治形成的“五五体制”也对试图扭转吉田茂主义这一发展思路的政治努力有所限制。事实上右翼在1990年代以前曾经有过多次尝试，试图走出吉田茂主义发展思路，但都遭到失败，只好重新回到吉田茂主义思路上来。进入1990年代，“五五体制”陷于瓦解状态，失去了体制上限制的日本政要迅速转变思路，越来越强调要增强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这为钓鱼岛问题升级奠定了国内政治基础。

吉田茂在政治上是一位虔诚的现实主义者。二战后日本迫切需要发展经济，1946年组阁的吉田内阁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恢复经济，吉田茂制定了“轻军备、重经济”的发展战略，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从而获得其安全保护，认为日本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吉田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再军备，只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进行权衡，在战后初期实行这一思路有助于确保日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他曾经对一位追随者表示，“等日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那些要求修改宪法的政治家，全是笨蛋。”这种思路在战后初期的几届内阁中得到了众多的支持。

2012年9月13日，我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图/xinhua）

日本国内政治中1955年体系的形成为吉田茂发展思路的贯彻提供了体制性保障。1955年10月13日，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统一纲领，实现了统一。日本社会党的统一对日本各保守政党构成刺激，后者意识到他们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如果保守党继续割据内斗，就会给统一后力量有所壮大的社会党以夺取政权的机会。1955年11月15日，日本政坛两大保守政党民主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成立后，议席约为社会党的一倍，由此开启了此后30余年自民党连续执政的序曲。社会党因为势力差距悬殊长期无法夺取政权，只能在野与自民党对峙。日本政界遂形成了自民党在朝、社会党在野，长期牵制的“五五体制”。日本社会党虽然长期在野，但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仍对自民党的政策构成强大牵制。在自由民主党内，吉田茂主义的追随者众，尽管也存在再军备、力主修改宪法的声音，不过，由于社会党及共产党等革新势力发起反军备斗争，多次成功抵制了自民党试图偏离吉田茂路线的努力，使其试图大规模扩军、修改宪法等政治努力搁浅。岸信介内阁曾有过修改吉田茂路线的努力，将“经济重点主义”转向“政治重点主义”，制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但是因为社会党发起的民众抗议而停止。在在野党和民众的压力下，岸信介内阁被迫辞职。其后上任的池田内阁只得提出发展国内经济规划，回到吉田茂路线。五五体制中自民党尚且能够控制党内右翼。1991年党内右翼要登岛升起日本国旗时，当时首相和自民党领袖都力阻，不希望此举恶化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1993年在野党联合对自民党提出不信任提案，自民党内阁被迫解散国会，在新的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席位骤减，五五体制结束。失去了社会党的在野制约，自民党内保守势力就可以突破制约。一些主张在修改宪法、自主防卫上有积极作为的派别势力日益强大，再加上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经济状况显然已经满足了吉田茂当初设想的恢复元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客认为提高日本在地区或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更有吸引力，这为安倍和福田内阁所属的派系成为在众议院拥有最大势力的自民党派系提供了机会。这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鸽派的势力，让鹰派可以放手实施其强硬的行动方案。因此1990年代日本加紧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行动步伐。

民意变化

民意发生变化也是日本政府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原因。在1990年代以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势力都因为遭到舆论反对而最终失利，但是在此之后，那些敢于有大胆言论、行动的政客非但不会遭遇民意抵触，反而官运不错。民意上的转变与政治上的渐趋保守形成互动，于是对钓鱼岛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在所难免。

日本民意转变与多种因素有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国民希望日本能够拥有更高的国际地位，进入1990年代以来以日美同盟为依托，日本越来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民间和政界希望日本日益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强国目标指引下，日本作为岛国，确保能源安全便成为重要议题。1968年当一份联合国勘测报告显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广大东海海域蕴藏十分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时，日本愈加坚定了其对钓鱼岛的野心。如果说报告公布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想攫取钓鱼岛是从安全战略角度考量，为了获取一个战略据点作为屏障的话，那么此后日本的考量中又增加了能源安全这一条。无论是战略安全还是能源安全对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议题。因此即便是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时，官方同意将钓鱼岛主权争议搁置，却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默许登岛修建机场。只是那时日本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以获得发展经济的良好外围环境，尽量避免以张扬方式行动。

1990年代以来，日本加大了对中国负面信息报道的力度，让日本人意识到“中国是不一样的”，有意识地培植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情感。中国GDP的迅速增长也让日本政界和民间有焦虑感。尽管人均GDP远远低于日本，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足以让日本产生不安全感，日本不希望近邻出现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再考虑到中国历来有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传统，中国威胁论似乎颇具说服力。日本对中国作出的不称霸承诺总是将信将疑。

再加上日本的国民教育和宣传机器一直试图教育国民：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并根据历史理顺出一套似乎体系化的理由，让国民认为钓鱼岛是毫无主权争议的地区。当谎言被反复叙述过之后，就会被当做事实对待。当日本国民都形成一种自我正确的认识，认为钓鱼岛属于日本时，任何来自其他一方的常规行动都会激起不小的波澜。当中国维护其在钓鱼岛的主权利益时，日本国民非但不会意识到其政府攫取他国领土的野心，反而会以此作为证据确认其官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确属实。至此中国威胁论的宣传终于收到理想效果。

尽管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这绝非日本恐慌急于攫取钓鱼岛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总量已经增长到达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日本人肯定意识到这一点。日本经济基本上在注重环境保护、提高科技含量的可持续轨道上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政界、民间会转向考虑其他更为长远的问题，比如战略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和二战后初期，日本有最急切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以维持国民生计相比，现在的日本，即便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也还是有充足余力考虑其他一直因为经济增长抢占了优先位置而被搁置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近20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表态绝非突然而来，而是由来已久的周密计划在国内条件成熟情况下得到了渐进实施，与吉田茂主义重经济、轻军备的战略规划并不冲突，即便是吉田茂这种主张营造和平环境的政客，也希望在适当时机能够争取日本的大国地位。只是在不同时期，日本都会把最为急切的需要放在战略优先位置。

总之，体制上制约的消失和民意上的变化导致日本政客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即便是先前抵制右翼的社会党等，也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右翼保持态度一致，因为时局已变，在涉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关键问题上，社会党等政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反对方。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战略一直存在误判，认为态度温和的政客或政党会对这一问题有所缓和，寄希望于日本国内的体制或政党制约或者个别政客温和的态度是靠不住的。中国必须意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攫取钓鱼岛是日本的既定政策，只是在不同时期里根据战略优先考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官方的应对看，日本是在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处理钓鱼岛问题。这种情况下误判日本大战略会对中国不利。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