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赵俊涛

贵州红色文化得天独厚

文|本刊记者 赵俊涛

贵州是红色文化的富集区。发掘、梳理、培育、弘扬、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不断加深对其精神价值、市场价值的认识，不断提升产品的品位，实现其引领社会思潮、弘扬贵州时代精神，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别的文化类型所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记者与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静，就贵州红色文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当代贵州》：贵州省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据了解，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4年对全省革命遗址进行了调查。请问目前已经查明有多少处？其构成是怎样的？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徐静：2004年，省委党史研究室曾组织全省各级党史部门对全省范围的革命遗址进行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基本了解了全省革命遗址的数量和分布以及在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方面的情况。

2010年1月，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我省启动了全省革命遗址普查工作，至2011年3月结束。通过开展此项整合省、市（州、地）、县（市、区、特区）三级党史部门力量，历时一年多的革命遗址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革命遗址底数及保护利用状况，并搜集到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革命遗址相关信息（如遗址图片、遗址简介、遗址现状及保护利用级别等）。据此次统计，我省重要遗址共有2078处，其中从1919年到各地解放前形成的革命遗址共1465处，其它遗址共140处，剿匪斗争遗址共473处。

据归类数据分析，在1919年到各地解放前形成的1465处革命遗址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共268处，占总数的18.3%；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地共767处，占总数的52.4%；革命领导人故居共62处，占总数的4.2%；烈士墓共208处，占总数的14.2%；纪念设施共160处，占总数的10.9%。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是一个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

《当代贵州》：长征、遵义会议、贵州地下党、川黔边区游击纵队……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历史人物构成了贵州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对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徐静：这些发生在贵州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生于贵州这片热土上的伟大历史人物虽跨越了数十年时空，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依然彰显着今天的时代特色。从宏观层面上讲，以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历史人物为主体的贵州红色文化对于贵州地域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统领价值。从微观层面上看，依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历史人物所修建的纪念设施是对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载体和生动教材。与此同时，这些纪念设施对于发展红色旅游、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贵州红色文化具有独特魅力

《当代贵州》：在全省88个县（市）中，有68个县留下了红军的足迹，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历时间最久、路线最长、故事最多的省份。这是否表明，“长征文化”已经成为贵州红色文化的主线，因而构成了贵州红色文化独特的魅力？

徐静：贵州红色文化主要包括以红军长征为主的红军文化、以中共贵州省工委为主的地下斗争文化和以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为主的抗战文化。

其中，以红军长征为主的红军文化因其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而成为贵州红色文化的响亮招牌。中国工农红军在70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是打破国民党“围剿”局面的正确决断，贵州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历史起点。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成为党在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取得了四渡赤水等重大战斗、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谋略与智慧；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遗迹，（红军长征文化遗址约900多处，数量在全国处于前三位）是我省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因此，在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以红军长征为主的红军文化依然魅力不减。

在发展繁荣贵州红色文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厘清以红军长征为主的红军文化主线，并将以中共贵州省工委为主的地下斗争文化和以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为主的抗战文化贯穿其中，辅之以现代文化产业的视角和手段来改造提升红色文化素材，定能彰显贵州红色文化独特的魅力。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当代贵州》：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近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其本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所创新发展的文化。可否这样理解：它吸收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又彰显了时代的风范，更成为引领先进文化方向的一面旗帜。

本期嘉宾：

徐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贵州省省管专家。长期从事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党的理论政策研究及宣传工作。主持国家级和省级课题20余项，出版著作12部，在《求是》、《经济科学》等权威期刊和省级以上公开报刊发表理论文章100余篇。先后获贵州省第四、第五次、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贵州省第三届人口科学奖等。

徐静：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是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积极吸纳人类先进文明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和中国共产党对红色文化的接续构建，它具备了兼收并蓄、永续发展的现实特征和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厚重底蕴，其精髓早已内化于优秀共产党人的思维理念和行为准则。以他们为行为主体所创造的红色文化，势必吸收了中华文化之所长。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内容同样是红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红色文化彰显了时代的风范。

先进文化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如前所述，红色文化具备永续发展的特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红色文化的内容将不断丰富，并将成为引领先进文化方向的一面旗帜。

《当代贵州》：红色文化同所有类型的文化一样，具有精神属性和商品属性。精神属性方面好理解一些，商品属性方面如何体现？

徐静：红色文化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永恒的动力，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价值。众所周知，价值是商品的重要属性，这就意味着具有价值的红色文化理应具备双重属性。

近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发布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施红色旅游二期建设方案，加强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重点的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挥红色文化的商品属性之路径明确。与此同时，在发展贵州红色旅游的过程中，注重提升附加价值，通过打造红色文化名片、创建红色文化品牌，提高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形成商品链，引领贵州红色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要打造红色文化产业体系

《当代贵州》：如何让贵州的红色文化渗透进公益文化事业之中实现红色文化的教化功能；同时也让红色文化融入文化产业之中，使红色文化在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中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

徐静：在党史工作者的集体记忆里，红色文化更多的是被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来对待。从中央到地方对贵州各级各地革命设施的经费投放在逐年递增，与此同时，这些革命设施也基本实现了免费开放。我省红色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还曾多次赴机关、学校、军营、企业进行红色文化宣讲。这些手段和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

2004年7月以来，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红色旅游”工程，拓宽了红色文化走产业化模式的思路。经近8年来的发展，贵州红色旅游点已有160余处，其中具有开发潜力的精品旅游点有50多处。通过红色旅游的辐射带动，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歌舞节目也逐步走向市场。

需要正视的是，目前我省红色文化产业化还未形成应有规模。为发挥红色文化在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还需打造以红色旅游为载体，以红色文化娱乐、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体系。

《当代贵州》：可不可以这样说，把“红色文化”产业化，是贵州实现文化跨越发展的一条特色路径？

徐静：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文化的保驾护航。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在发展经济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商业价值。创新红色文化产业载体，实现红色文化的产业化，可以促进文化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在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市（如江西、重庆），迈开红色文化产业化步伐后，收效良好，为我省提供了有益借鉴。作为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繁荣的主体力量，我们将整合全省力量，创作、打造一批有力度、有影响的红色文化产品，包括《走进红色文化世界》、《红军在贵州的足迹》、《红色贵州的记忆》等，力争每年推出一至二部优秀红色题材影视作品。

但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走片面产业化道路，在实施红色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还需掌握适度原则，找到红色文化公益化与产业化间的合理平衡。

（责任编辑/蒋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