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继忠

改土归流打破封闭促交流

文 史继忠

长期以来，人们把研究贵州史的重心放在西半部，重视牂牁、夜郎，而于东部地区多有忽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固然重要，而在此之前166年，即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夺楚巴黔东地”，在川、鄂、湘、黔毗连地区设黔中郡，黔东北及黔东南便纳入行政建制。这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56年贵州有行政建制之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处于前列，贵州简称“黔”也始于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实行“土流并治”。内地由中央王朝直接派官治理，因官员常有调动，故称“流官”。边疆民族地区，则以当地土酋为官，“以土官治土民”。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和政治版图的扩大，逐渐将土官统治区域设为流官，这便是“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必由之路，是由封建领主制、奴隶制、原始公有制推进到地主所有制经济的重大社会变革，是扩大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举措，在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进步。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由于施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改土归流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给历史带来了阴影。

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下令将思州、思南、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石阡、镇远、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并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设贵州布政司，贵州始为一省。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实开贵州“改土归流”的先河，在贵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