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骏 李伟

频繁的选举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台湾一次接一次的的选举给人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分析台湾社会政局发展演变、政治生态变化、政治力量消长的诸多看点和条件，也促使人们对台湾的选举制度和历史作出深入、准确的了解。

一、台湾选举的分类

1.“中央公职”选举

这一层级的选举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央”民意代表即“立法委员”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

2.“地方公职”选举

该层级的选举分为“地方行政职务”，主要有“直辖市长”、“县长”、“市长”、“乡长”、“镇长”、“县辖市长”、“村长”、“里长”的选举，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主要为市、县议员和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其中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村里长选举，由于层级在乡镇以下，又被称为基层选举。

二、台湾选举的历史

台湾选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台湾光复后。1949年初，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一方面为蒋家政权败溃台湾做准备，一方面积极规划一定范围内的地方自治。5月19日，陈诚发布戒严令，宣布台湾进入“动员戡乱时期”。8月15日，台湾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并先后制订并实施《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等法规，开始推动地方自治和“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直接选举。1949年末，国民党在祖国大陆完全失败而落逃台湾，面对来自祖国大陆和岛内双重的巨大政治压力，在台湾岛内推行一定的民主制度势在必行。而台湾此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的民主氛围，推行地方自治是自然的选择。

1950年7月至1951年11月，在落实所谓的全面“地方自治”过程中，台湾共进行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6次选举中，有5次是选民直接选举。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除了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外，其余各个县市的“县、市长”都已陆续实现直接选举。

为减少选民对于频繁选举的不满，自1954年4月起，台湾当局将一些选举合并举行，统一规定投票日期，尽管未完全改变一年间选民投票数次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使选举开始走向简约。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总统”之位由严家淦继任。1978年3月2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蒋经国得票超过代表总额半数，当选为第六任“总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爆发一系列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和操纵选举的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改革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1977年台湾第6届“省议会”开幕，党外势力在“省议会”中的实力大大加强，国民党对“省议会”的控制大大降低。

1984年3月21日，台湾再次进行领导人选举。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 在此后不久的1986年9月，由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正式成立，台湾选举出现了政党竞争局面。

1989年，台湾“县、市长”和省级“议员”选举举行，这是戒严时代结束后第一次常态的选举。在21名“县、市长”中，国民党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民进党作为反对党获得6席，对国民党形成严重挑战。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当选为第八任“总统”。

1994年7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12月，历史上唯一一次台湾省“省长”选举，宋楚瑜以高票当选，而随后却遭到追求“台独”的李登辉以“冻省”排挤。

1996年3月2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与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合并举行，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一次直选。李登辉、连战以5813699票，54%的得票率，当选为第九任“总统”、“副总统”。

1997年，第13届“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获得了23个(包含福建两个县)中的12个，而国民党获得了8个，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出现了重大转变。

1999年，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地方制度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台湾省政府(已遭冻结)及省咨议会的权限做出规定。2.对直辖市、省辖县市、乡镇市等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权限、人民相关的权力义务做出规定。

2000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国民党遭李登辉的分裂而败选，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的胜选，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台湾的选举从此步入新的对抗格局。

2004年3月，台湾四年一次的大选再度开始，国民党、亲民党联合的连战、宋楚瑜和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两组候选人参选。在此前的各种民调中，连、宋的支持率远远高于陈、吕，但在3月19日却出现了陈、吕被两颗神秘子弹袭击的离奇事件。第二天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吕秀莲以比连战、宋楚瑜高出0.22%的得票而连任，使民进党执政得以延续。

2005年12月，台湾“三合一”选举，即“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市长”选举合并在同一日举行。在23个“县、市长”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4席，加上亲民党的2席，新党的1席，蓝营共获得17席。而绿营仅民进党获得6席。在总数901席的“县市议员” 中，蓝营的国民党获得408席，亲民党获得31席 ，新党获得2席；绿营的民进党获得192席，“台联党”获得11席。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在选举中不断下滑的局势开始扭转。

2006年12月9日，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的“市长”和“市议员”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郝龙斌和民进党候选人陈菊分别当选。以国民党为首的蓝营获得台北市52席议员中的32席，高雄市44席议员中的21席；民进党、“台联党”在台北市共获得20席，在高雄市共获得16席。

2008年1月和3月，台湾分别进行了第七届“立委”选举和第十二任领导人大选。国民党一举拿下113个议席中的81席，一党单独掌握超过“立法院”三分之二的席位。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以比竞争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多221万票的优势而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台湾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

2009年11月，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的“三合一”选举投票，国民党获得12席，民进党获得４席，另有１席为脱离国民党的无党籍人士当选。在211席乡、镇长和589席县市议员中，国民党均占多数。

2010年，台湾当局将新北市(原台北县)、大台中市(原台中市与台中县合并)、大台南市(原台南市与台南县合并)升格为“直辖市”，连同原先的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并称“五都”，并于当年11月举行“五都”市长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赢得了台北市、新北市、大台中市，民进党则赢得了高雄市和大台南市。

2012年1月14日,台湾举行领导人和第八届“立委” “二合一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吴敦义，战胜民进党蔡英文、苏嘉全和亲民党宋楚瑜、林瑞雄，赢得大选。在“立委”选举中，国民党取得64个“立委”席次，民进党取得40席。

三、选举恶质化及台湾社会的负面影响

台湾地区的频繁选举及选举的恶质化对台湾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1.刺激选民、制造恐慌。

为了胜选,候选人钟情于举办大型群众集会。他们认为,成功的造势活动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气,刺激选民出来投票。候选人在造势活动上往往喊出“决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战”、“决战某某地”、“某营绝地大反攻”、“某营收复失土”等等极度煽情的口号,让选民感到“如果某人输了,大家就没有明天”的末日之感,从而将选民的恐慌变成候选人的选票。是故选举被称为选战,进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殊死战。

2.金钱开道、贿选盛行。

在台湾，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当选代价高。要参加竞选，首先就得组成竞选班子，组织各种拜票活动，没有金钱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参选人“买票”现象时有发生。“每选必贿”，“无贿不成选”为其常态。一方面,候选人接受财团或企业的大笔资金捐助,美其名曰“政治献金”,而当候选人胜选后便利用手中权力“投桃报李”。据台湾前“中选会”主委黄石城称,台湾地方选举有高达70%以上的票是买来的。而选举过后,因贿选而被判当选无效的候选人也大有人在。

3.无中生有、抹黑成风。

民主选举，按理应是以参选人的为政竞争力取胜，而非以贬低对手赢取。而台湾的选举，通常却成为参选人相互抹黑的舞台。利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动，揭露对手隐私、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抹黑，是参选人攻击对手司空见惯的常用手段，因而“扒粪”式揭弊，强词夺理狡辩，挖空心思诬蔑，也就在选举中显现。

4.黑道猖獗、暴力威胁。

除了言语抹黑对手，在台湾，暴力介入选举也非鲜见。为寻求政治保护伞，部分黑恶势力介入选举，武斗时有发生，暴力保障“买票”，胁迫竞选对手退选，以暴力攻击竞选对手或其助选员，以暴力骚扰竞选对手，甚至以暴力自导自演，抹黑对手，以“奥步”取胜，都是选举中屡有发生、见怪不怪的现象。台湾的选举还充斥着枪声。2009年底新北市市长选前最后一夜的造势晚会上，为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鸿源“站台”的连胜文竟遭枪击严重受伤，现场一位29岁男子被流弹击中丧命。无独有偶，2004年3月19日，陈水扁、吕秀莲在拉票造势时遭到不明枪击，震惊全台，两人正是凭此一举翻盘，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这一疑点重重的枪声无疑对选战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5.制造矛盾、撕裂社会。

台湾是一个族群结构多元的社会，总体上分为本省人和所谓“外省人”两大类，本省人主要包括少数民族、闽南人、客家人。每逢选举，有些参选人必定要利用省籍情结，挑拨省籍矛盾，激化族群对立，撕裂台湾社会，以此从中渔利，谋取胜选。由于政治人物过度谋划操作，台湾的选举已经变得煽情、暴戾、缺乏理性。尤其是民进党不断地炒作“统独”议题，制造省籍矛盾、族群冲突，民众中的对立情绪高涨。一次次的选举，一次次地撕裂台湾社会。

台湾的频繁选举，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正如新北市长朱立伦所言：台湾应该多重视公共政策的讨论，不能年年选举，否则，社会大半年都在谈选举，台湾就变成选举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