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罡

[摘要]在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一直受到关注。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并不能够有效缓解这种冲突，反而强调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社会建构论被认为可以超越这种对立，在其视野下，科学知识是围绕社会事实所建构的多种知识中的一种。该文针对西双版纳野象谷出现的管理上的矛盾现象和各种利益相关者眼中出现的矛盾的大象形象，利用社会建构论对其进行了分析。发现游客、员工和周边社区对大象的知识的建构来源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而非科学，甚至与科学知识相悖。游客将野象建构为稀少、可爱和吉祥，期待野象出现；员工认识到野象的可怕，不希望野象在景区出现；社区居民虽认识到野象的危险，却不认为其可怕，对野象的出現习以为常。要理解人与象的冲突必须理解不同人建构的关于象的知识，而不能仅仅关注科学对象的知识建构。

[关键词]野生动物旅游；野象；社会建构；冲突；野象谷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49—08

1

引言

在现代性过程中，野生动物逐渐藏于自然保护区之内，人和野生动物的接触大多存在于媒体的再现(representation)、动物园的呈现(presentation)和自然博物馆的再造展现(quasification)。而如今，野生动物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提供了野生动物与人更加紧密联系的机会，野生动物不再是躲在深山老林中与人无关的动物。与野生动物的互动能够引发游客的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但当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冲突便会发生。野生动物会给游客带来人身伤害，如澳大利亚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上就曾发生过澳洲猎狗咬死小孩的事件；游客的体验行为也会给野生动物的生物习性带来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被认为是负面的。围绕着冲突渐渐形成了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为了切实保障动物的权益，根据生物学相关研究保证动物习性不受干扰，另一种是出于经营的目的，希望能够达到游客的满意，保障游客体验。这可以从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大量的有关野生动物生物性影响研究和游客满意度研究可以看出。影响游客体验的一项主要因素是近距离接近野生动物，而一旦游客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两种取向之间存在着张力，形成一种以动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

造成这种对立局面的是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而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的信仰”，它能够推广用于一切领域并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这种范式下，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切行为的法则。野生动物旅游中的诸多管理方法主要是基于影响研究的结果，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恰恰是生产科学知识的动物影响研究。科学视野下，游客要获得高峰体验总会对动物产生负面的生物性影响，因此，科学知识主导的野生动物管理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总是对立的。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并没有成功解决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仍在强调两者的对立。

如何超越上述的二元对立，重新理解并解决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应该寻找新的视角。在地理学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社会建构论，对自然进行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nature)成为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个新的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社会建构论也开始被用于研究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景区是中国唯一能够看到野生大象的旅游地，每年当野象出现的时候，也是景区管理人员最为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野象观赏体验的高潮，旅游者生命受到的威胁也达到了最大，景区与游客之间的冲突往往也最为紧张。野象的出现引起旅游者的围观，管理者既担心旅游者影响野象的自然习性，又担心野象伤害旅游者的身体，这种基于人一象二元对立的矛盾状态被认为难以调和。本文将以社会建构的视角分析西双版纳野象谷出现的人一象冲突，对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做不同于既有二元对立范式的研究。

2社会建构论与野生动物

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将“现实”(reality)定义为“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们会自己消失)的现象的性质”，又将“知识”定义为“一种真实的、拥有特定特质的现象”。开宗明义，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的绪论中他们就指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没有绝对的知识，任何追求终极真理是值得怀疑的行为。建构论经常用来批判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是一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它通过解构来揭示那些事物并非天生如此。

作为现实的一种，围绕野生动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知识。社会建构论的知识相对主义认为这些知识中没有一种绝对正确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只是科学家所建构的知识，普通人所建构的知识并不必然相同于科学知识，因此，对于指导他们实践来说，科学知识的意义或许不大。梅洛一庞蒂认为知觉是认识的起点，我们在对世界的知觉中是非反省的。我们认识客体的时候，重要的是体验而不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和科学。自然科学家做了大量的有关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生物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知识是一种反省性的，这些并不是旅游者、居民甚至管理者对待野生动物的认识，这些科学知识并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只能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约束他们的行为与思想，科学从来不关注人如何看待动物，这造成了人的“缺场”。采用社会建构的范式有助于理解野生动物对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这般的行为。

斯盖尔斯(Scaroe)对黄石公园的狼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狼对于不同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黄石公园的狼是1995年引进的，当地居民赋予了狼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狼是自由和野性的象征，作者认为居民之所以把狼建构为自由和野性，是因为居民本身相对于联邦政府没有自主权，这种建构方式表达了对联邦政府权力的不满。对野生动物的建构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而建构了某种知识就会形成某种话语，从而形成某种权力。2001年澳大利亚弗雷泽岛上的两只猎狗咬死了一个小孩，这两只猎狗继而被枪决，这一举动引来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海特(Hytten)和伯恩斯(Burns)发现弗雷泽岛管理条例认为猎狗应该害怕人类，猎狗不应当向人类攻击，猎狗也不应当频繁出现在人类区域，在这样的“话语”之下，猎狗咬死小孩被认为是不当的行为，所以猎狗应该被枪决。通过对这种话语的解构与批评，作者认为管理条例存在问题，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到猎狗的野性，防止人一狗互动过程中猎狗对人类的攻击。环境问题往往是被建构的，这些问题应当被重新评估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海特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猎狗在澳大利亚有模棱两可的形象，由于这些形象会指导行动，因此有必要批判性地去解构与野生动物相关的话语。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分析新泽西的黑熊猎杀行为，哈克(Harker)和贝茨(Bates)通过分析报纸的社论材料，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将黑熊转译成各种各样主观的、富有意义的现象，科学性并不能够止息多方矛盾之间的争论。科学视角有时会夸大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奈特(Knight)对日本人与猴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事实上，日本山民与猴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像科学和媒体上形容的那样激烈，上升为一种“战争”，相反，却有大量居民会给饥饿的猴子喂食。因为日本大量农民向城市流动，农村只有少部分人居住，猴子为了寻找食物的迁徙使人想到了自身的迁徙，这种共同性使得人对猴子持同情态度。文化的分析路径既不会排除冲突也不夸大冲突，使人与动物有机结合，而不是处于二元对立的两端。罗杰等(Rodger，et al.)采用行动者一网络理论对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旅游影响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科学对于其他主体的权力关系，科学知识只不过是建构的知识，其重要性也是建构而成，科学往往会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社会建构论视角下，野生动物并不仅仅是科学中的动物那么简单，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建构不同的野生动物相关的知识，科学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要处理好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应当充分理解不同人对动物的不同建构。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运用建构论的视角分析野象谷中存在的人一象冲突。

3研究地点及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野象谷景区，其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养镇，位于213国道旁边，昆曼大通道在景区旁边经过，向北通往昆明、贵阳、重庆而直达内地，向南可达老挝、缅甸、泰国，辐射东南亚各国。景区距离勐养镇13.5千米，距离景洪市36千米，交通便利。

景区内植被资源丰富，汇集了热带、亚热带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物种。1987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中被列为生态旅游科普基地；1989年至2002年作为保护区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项目，成为进行亚洲野象种群调查基地和人工饲养蝴蝶试验基地；1990年的《云南西双版纳旅游总体规划》中将野象谷的形象定位于“植物王国”与“动物王国”，这两个形象一直到现在也被游客所深深认同；2005年成为4A级景区。景区历年的游客数量增加(图1)可以看出，从2004年后野象谷旅游发展有一个加速过程。

景区现在主要由4个园区组成，分别为大象表演场、百鸟园、猴园和蜥蜴园。这4个园区主要构成野象谷“动物王国”的形象，而“植物王国”的形象由景区森林内的游步道表现，游步道两边植物茂盛，种类繁多，两侧的高等植物达400多种。野象谷中最大的吸引点毫无疑问是野象，但是由于野象昼伏夜出的习性使得野象很难被看到。野象经常出没的地方架设的十几个大树旅馆也成为景区的一道风景。野象谷景区还有一条索道、一个亚洲象博物馆。现在景区面临新一轮的改造提升，出于尽量减少游客与野生大象之间直接接触的考虑，景区内已经全面建成空中栈道，不设地面游步道。

调研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具体运用了深度访谈、观察法和非正式的交谈。调研时间为2010年3月5日到3月11日，调研期间笔者住在野象谷景区。向不同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对大象的看法和态度，了解他们自身与大象的故事，交谈对象主要包括旅游者、管理者、景区员工以及周边社区居民。对旅游者的访谈在景区内进行，主要在两个场合，一个是他们坐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一个是他们在热带雨林游步道上行走(走完这段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时候。对管理者和景区员工的访谈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进行。社区居民的访谈则是进入社区，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分布在国道两旁的餐馆经营者。深度访谈以及交谈的人数有26人，访谈在取得同意后进行了录音，后期将录音一字一句进行了整理。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当人们互相交谈的时候，人们也在建构某个事实或世界。人们通过语言建构着野生动物世界，因此，调研对象所说的话是本研究的重点关注内容。

4野象的迷思——野象的不同意义

4.1

游客与象：可爱的动物

调研期间，野象谷景区中有大象17头，其中，有10头是从泰国租借过来的，其他7头是救助的野象。来自泰国的10头大象主要用于表演和骑象服务，游客在景区内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些大象，并非野生。野象则可遇不可求，只有在恰当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绝大部分游客在景区内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野象。这主要由野象的生理习性所决定，野象往往昼伏夜出，白天藏在森林深处，到晚上才会出来觅食。而且白天游客们的喧哗声常常使野象不敢接近野象谷。对于野生动物旅游来说，如何让野生动物不惧怕人类而出现在人类视野中是一个问题。野象谷景区通过在大树旅馆附近撒盐巴(野象喜欢吃盐)和水果吸引野象前来。

在景区内看到野象是游客体验的高峰，这个时候游客情绪最为激动，也是景区气氛最为紧张的时刻，人一象冲突也最为明显。由于调研期间没有野象出现，没有直接观察到游客看到野象时的反应，也没有办法直接访谈得到游客看到野象后的感受，不过从员工的口中可以间接知道一些游客看到野象的场面。根据景区保安的描述，游客看到野象时往往对危险认识不足，都想更近距离地看到野象，想接近野象以便拍到野象的近照。一名保安人员说出游客给自己带来的苦恼：

“游客他又不知道危险，只知道好看，冲过去，冲过去。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要保护)游客而被大象追。游客不听话啊，他又不知道这个野象很危险，我们跟他们解释，他们还以为我们是故意不让他们看。……在安全的情況下，比如在桥上，你左看右看，随便你。在游道上碰到了，我不可能让你去看啊，太危险了”(S01-M)。

管理者与员工都充分明白野象的危险，他们不希望游客过分接近野象，并有职责防止他们接近野象；而游客出于“凝视”的需求，且对野象的了解仅仅流于表面——野象稀少，大象憨厚、吉祥、可爱，所以希望尽量接近野象。观念上的冲突，引起行为的冲突。一旦野象出现，冲突与紧张气氛便十分明显。

实际情况并不像新闻报道那么相安无事，景区保安会在游客与野象之间形成一道防线，防止游客过于靠近野象而引起野象的攻击，因此，员工与游客少不了有摩擦而产生肢体冲突。野象的出现使得大量游客涌向象群出现的地点，而有限的空间容量会让许多看不到野象的游客气急败坏，更有游客因为拍照过于接近野象而被野象所伤。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管理者描述过2009年春节出现野象时的情形，当时两群野象分别出现在森林小道的两端，把游客堵在了中间，整个景区的管理人员都异常紧张和担忧。观象台附近的保安也经常埋怨由于游客的“无知”而产生的冲突。

游客对大象的看法普遍偏向于“大”、“可爱”、“憨厚”等形象，正如一名游客所讲：

野象是“一级保护动物，肯定有一种稀奇感，因为是很少的，……看到了肯定会惊喜”(T01-M)。

另外，游客对大象代表“吉祥”印象最为深刻。“吉祥”是景区官方宣传的大象形象。

大象表演场中人与象存在较多互动，主要是骑象拍照、给大象喂食、与大象拔河，大部分时间是大象表演一些杂技，而游客在旁观看。大象互动的项目都有大量游客积极参与，这足以显示人们对象的喜爱。

实际上，野象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在短距离内速度极快，象并不像它表面看上去那么笨重，人如果靠近而引起攻击会非常危险，逃跑几乎不太可能。员工与景区的管理者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是游客并不清楚，特别是当他们看到真正的野象而处于旅游体验高潮的时候。野象并非什么“吉祥”之物，有时却可能成为“杀手”。游客对象的了解常常限于表面的审美，而对其生物习性知之甚少。

游客非常希望能够看到野象。亚洲象数量稀少，已是人所共知，物以稀为贵，能够看到野生的大象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看不到野象也没有让旅游者感到缺憾，并没有引起他们的不满意。游客往往认为野象现在数量非常之少，看不到非常正常。一个游客认为：

“这个地方(指野象谷——笔者注)总的说来是忽悠人，哪来的那么多野象，……我们不可能看到野象”(T04-F)。

而当游客看到真正的野象时，有些游客却会怀疑野象的真假，他们会认为看到的野象是景区用来糊弄游客的驯化的象，一个景区保安这样反映。野象数量之少，已经成为灌输给旅游者的一个重要意象，以至于他们看到了真的野象也怀疑其野性的真实性。

不过根据调研，有部分游客通过导游的解说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了野象的危险性，但是这些了解并不深刻，毕竟他们没有见到过或很少听过野象伤人致死的事情。

总的来说，游客所建构的大象是可爱的、吉祥的、稀少珍贵的，这种知识是受宣传影响的结果，且直接由主观感受从大象的外表评判得出。

4.2

员工与象：可怕的动物

相对于游客来说，员工看到野象的概率比较大。野象谷的员工宿舍曾经被野象攻击过，观象台附近的一个水果摊的老板娘在调研前不久刚被野象摔死，附近社区经常发生野象伤人的事件，因此，员工对野象往往充满恐惧。

与野象接触最多的是“野象观测小组”和保安。野象观测小组每天都要上山寻找野象，观测它们的踪迹，当有野象到野象谷景区内时，他们都要过去观察，即使是夜里。保安负责野象出现时游客的安全问题，在野象出现时他们往往处于第一线。因为与野象经常接触，且工作职责需要，他们不能回避，许多人都有过被野象追着跑的经历。

他们一般都害怕大象，认为：

“游客仅仅是来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它要是不出来就看不见它。我们长年累月在这里，白天也看过，晚上也看过，说实话，不想看了，太危险了”(S02-M)。

景区内的驯象员对大象的恐惧要相对小一点。他们平常接触的差不多都是驯化的象，这些象相对不具备攻击性。因为工作的缘故，驯象员认为象“聪明”、“通人性”，他们知道象有七八岁小孩的智力。他们不害怕大象的缘故是他们认为自己了解大象的意图，可以从象的下意识的动作中看出。但是，这种自信也受到了打击。在调研前不久，一头大象才踢了它的泰国驯象员，据说这头象跟了这个驯象员近20年。对于这个事情，一个保安认为这强有力地证明了象的危险，驯化的象看似温顺，其实还是有野性的，不定哪天发作，防不胜防。而周边一个餐馆的老板认为这是因为象的聪明，它们会记仇，驯象时每打一下它都会铭记在心，将来伺机报复。

其他员工如导游、商店售货员，对大象也是害怕的。一个导游说她来这里工作之前觉得大象挺可爱的。

“我第一次看野象的时候一点也不紧张，我觉得很好玩、很可爱。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象的时候只有几头在那儿，不是那种大的群。就是在观象台那儿嘛，在那儿喝水，感觉就是很温顺很可爱的样子”(S05-F)。

但是自从野象在她们的宿舍门口出现，并掀翻几棵树之后，她就非常害怕了。野象常常是导游们的“噩梦”。

“(我们导游对大象)害怕得多。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嘛，我们里面的导游大部分都做过同样的梦，那就是被大象追的梦。至少我做过，还有我同事也做过”(S05-F)。

员工们与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他们从自己平常的经历中充分认识到了野象的可怕之处。

4.3

社区与象：日常动物

西双版纳的社区与象“冲突”非常严重。野象的生存版图日益减小，保护区内的食物不能满足野象的生存需求，野象开始吃社区的农作物，每年的象损情况严重，而赔偿制度尚没有完善，社区获取的赔偿不够，社区对象憎恨情绪非常强烈，人与动物之间仿佛存在着一场“战争”。

野象谷周边的社区主要指当地的五队与六队两个生产队，这两个社区与野象的冲突不大，他们没有太多的土地，一般以割胶采茶为生。因为没有太多私有种植物被野象吃，所以他们对野象没有太多的恨意。当地人并不非常害怕野象，认为“不去招惹它就没有关系”。

“我们不怕，在森林里可能还会怕，一般在公路这边我们见到大象都不怕。……大象经常来我这边，你看我墙上还挂了一些照片”(C02－M)。

他们更多的是将象当成一种日常性的動物，野象出现在他们家附近，就像一头牛出现一样，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够接近它。

而当地一部分做饭店生意的人，已经认识到野象保护的重要性。每年黄金周时期，他们都可以做游客生意，旅游给他们带来收益。他们认为野象保护好就能够吸引游客，从而他们也能够从中获益。

社区与象的关系并没有像媒体或者是部分研究中描述的那样紧张到像一场“战争”，研究和报道往往会将社区的意见情绪化，就像日本的媒体在描述人与猴之间的关系一样。因为司空见惯，社区对象已没有太大的恐惧情绪。他们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来了解大象的习性，虽然野象还是那个危险的野象，但是象与人之间往往相安无事。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相安无事已经使得象不再神秘，而成为一种日常动物。相对于处在旅游世界中的游客和员工，象在社区居民眼中的形象已经被平常化。

4.4野象之谜

从游客到景区员工再到社区居民，他们所建构的关于大象的知识迥异，有些甚至还相互冲突。对于大象，没有一个唯一的“真理”，没有统一的也不应该有占领最高话语的“真理性”的、“正确的”知识。在游客的主观世界中，大象是稀少的、珍贵的，而在当地社区居民的眼中，野象很多，经常见到，没有什么稀奇的。在游客眼中大象是可爱的、憨厚的，他们来旅游就是希望能够见到野生的大象，但是在景区员工看来，野象代表着危险的力量，能不碰到最好不要碰到。一方面，在游客的内部管理上，管理者为野象出现引起的游客安全而头疼，另一方面，在景区的对外宣传上，管理者又认为野象与人和谐相处，野象既危险又可亲。这些不同的知识让大象面目模糊，大象仿佛成为一个谜。野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在处理人与野象的冲突时，是否只需要考虑科学对野象的建构而忽视野象对人的意义?

5

日常生活世界里的知识

科学作为一种理论知识，它并不是指导人们行为实践的唯一知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知识，“……理论思想、‘观念或世界观都不是社会中最关键的部分”。“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相比于科学事实，日常生活现实才是最重要的现实，它直接构成了人们生活的“自然态度”，“自然态度可说是常识态度，因为它是关于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许许多多人的共识。常识性知识就是我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处在正常状态或是不证自明的例行事物上共享的知识”。因此，为理解人们在生活中的行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常识性知识而非科学知识。

野生动物旅游管理中科学知识占主导地位，景区制定的管理方式皆以科学为依据，忽视人的体验及其意义，造成了人的身体的“缺场”，并将动物放置在人的对立面。而社会建构分析则提倡关注日常生活知识及体验，这些知识才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主要来源。

游客对野象的建构就是建立在他们形成于日常生活世界里的观念，而不是在旅游世界里习得的观念。无论是大象是稀少的，还是大象是吉祥、可爱的，都是媒体对公众的一种宣传。媒体在形成和改变公众对自然的态度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游客的日常生活当中，大象并不常见，关于大象的一切都只能间接习得，而习得的知识是经过别人有意“裁剪”的。为了营造吸引力，旅游目的地会强调旅游吸引物好的一面，而不会客观地展现其全部。这就使得游客对大象的建构存在“虚假”或者被片段化。

对于员工来说，景区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每次野象出现都在景区里形成一定的紧张气氛，员工要全神戒备，防止野象袭击。野象在景区曾经造成过几起伤人事件，而且野象也曾经在员工的宿舍区出现，造成很大的恐慌(野象谷景区博物馆放映的DVD里有这样的场景)。这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使得员工对大象形成了很大的恐惧，而不希望野象出现。

对于社区居民而言，野象更加趋于日常化。因为野象每年迁徙路径的固定，社区居民可以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看到野象，野象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动物，失去了神秘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与员工的日常生活世界存在差别，一个更加平淡，一个更加刺激；野象在社区出现，只要人不去招惹大象，大家相安无事；而野象在景区出现，因为游客的原因，员工需要绷紧神经，景区会形成高度紧张的气氛。

因为接触大象的时间更加正常化和稳定化，员工和社区居民所建构的大象更加接近科学的“真实”。游客所建构的知识与科学的“真实”存在差异，其实是一个日常世界与另一个日常世界的差别，游客到旅游世界后延续了他们在自己的日常世界所建构的知识，而新的环境需要新的知识建构，这样一来便造成了一定的冲突。科学通过长期的研究对野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但是游客等人对野象的认识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不同于科学知识，也相应地产生不同的行为。现在的野生动物旅游基本处于自然保护区之内，其管理模式完全遵从于自然科学知识，而忽视其他知识的作用。在表象上体现为为保护动物而对游客行为的诸多限制，牺牲游客的高峰体验。而旅游是一种商业活动，游客满意度和体验非常重要，因此一直处在人与动物两级之间摇摆不定。

6

结论

本文用社会建构论分析了野象谷出现的人与野象之间的矛盾，揭示出这种矛盾是因为各自日常生活世界经验的不同，使得这种冲突在形成根源上变得可以理解。旅游目的地通过宣传，将大象的形象片段化和美好化，使得游客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建构出一种片面的大象的意象，这种意象使得大象对于他们形成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意义。一旦在旅游世界中相遇，科学知识与旅游知识指导的实践便会产生冲突，管理方不希望游客接近野象，而游客希望能够近距离凝视野象。员工将野象建构为危险的、不稀奇的；社区居民将野象建构为日常动物，不危险、不稀奇，这些知识同样也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科学知识或许会影响人们的实践，但并不是所有人实践时所采用的知识，为了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理解不同人建构野生动物相关知识的方式和情境，而不是简单地唯科学是从。

而如今，野生动物旅游中的诸多管理方法仍然是基于自然科学知识，其他知识在指导实踐方面的作用依然被忽视，科学已经形成一种话语主导着野生动物旅游的管理模式。我们需要关注科学之外的其他日常实践知识，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行为，才能更有效地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社会建构的方法分析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使用该范式多为不自觉状态，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建构论是对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的超越，也没有认识到其对科学的反思作用，更没有认识到这种范式对野生动物旅游实践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