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孙思瑶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长春 130117）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1.1 理论背景与分析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猜想的成立：即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1]。并经过验证得出了议程流向是一个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流动的过程。议程设置论是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的议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变成了关注重点，于是议程设置的研究者们开始寻求新的外延拓展点——框架理论，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2]，后来的学者根据高夫曼的理论把新闻媒体框架看作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3]，框架理论所导出的议程设置的新动向表明“新闻媒体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想，却可以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这一陈旧的表达有必要做出新的修改：“新闻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4]。”

电子媒介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与公众的关系，媒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行为，电子媒介与公众的互动的频繁以及互联网导致的新的社会情境重组的现象使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