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有个笑话说，飞机落地时，不需航标，只要听见下面哗哗响起的麻将洗牌声，便知必是中国某地。

打麻将这种游戏之普遍，今日恐怕是吾国五千年来之极盛期。过去没有麻将机，现在出现了。伟大的现代技术省去了打麻将的洗牌时间，因此说极盛期是有科学依据的。

每种文明都要创造一种玩场来驱逐人生之无聊、无意义。人与动物不同，人不满足于吃喝拉撒，如果只是“以食为天”，生命就很无聊。动物也是“以食为天”，但动物不会思考其意义。人是文化动物，因此能意识到“天地无德”，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无明，于是各民族都要创造某种游戏来为人生赋予意义，以超越生命之无聊、黑暗。文明，以文明之，文就是游戏，无明的动物性存在被文明照亮，生命因此不再百无聊赖。但是，游戏可以使生命具有意义，也可以使生命更无聊，陷入意义的拷问下毫无意义的困境。

排遣生命之无聊，各族群、各种文明采取的方式不同，有宗教的方式，有审美的方式。古代中国是以审美的方式，乐山乐水，诗书琴画，韦编三绝，画栋雕梁……吃穿住行，文无所不在。就是一只马桶，也要“文化”一下，实用阶段结束，还可以进入文物阶段。杜尚的陶瓷小便池与中国周庄的一只朱漆马桶比起来，可谓丑陋。就是控制中国精神生活之方向的天子，也是从审美角度来考量事情的。比如乾隆，写诗、练字不说，就是青花瓷的样式，也要亲自审定。一次，看见穿西装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办公桌，目瞪口呆：一桌子瓶瓶罐罐、石头花草，全是文物。某些君主，甚至到了“文政合一”“美政”的地步。“文王”乃帝王的最高追求。孔子说“吾从周”，因为周是“文王之治”。屈原之死，也与他的“美政”主张失败有关。

中国的天堂在人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天下玩场最多、最有意思的地方。从前，许多人仅仅为了好玩就要搬到苏杭去。“文”这种中国独创的用以排遣生命之无聊的方式，可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生不会无聊，因为文法太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人，就是写写毛笔字，也可以充实一辈子。

印度崇尚祭神，神就是一切，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祭神已经成为各种“世事”，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来无聊，神甚至在垃圾中。有点像中国的“道在屎溺”，但“道在屎溺”是隐喻，而在印度不是。垃圾的神圣化、贫穷的神圣化，在印度可不是嘴上说的。现世只是转世的渡口，天堂在来世。粗略地讲，印度人可以说是神化动物，神影响文化。中国人是文化动物，郁郁乎文哉！文在中国具有神圣地位。神在文化中，“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文就是中国的神龛。文的最高境界是“下笔如有神”，“诗成泣鬼神”，神韵，神采飞扬……现代西方，尼采以后意识到准宗教不好玩，转向更好玩之酒神，转向酒神的宠儿——诗歌、艺术、爵士乐以及体育等等，似乎在学古代中国。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们更进一步觉悟到“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嗯，类似意思，中国先哲已经一说再说。

当代中国似乎正在另辟蹊径。文化在继承和创造上只在肤浅、入世一途著力，在深度和广度上却干瘪萎缩。看电视节目便可知。即使频道上百，也还是有限，不看者是大多数。在他们，打麻将和拜物也可以排遣生命之无聊，就算是玩物丧志，其好玩程度也超过为拜物而说教的娱乐节目、为正确而说教的谍战肥皂剧。现代中国之精神生活，如果去除小资文化营造的充斥于媒体、旨在鼓励拜物的文艺腔，其实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打麻将和拜物。

精神生活也是金字塔结构的，高级的精神生活曲高和寡，但初级的精神生活，也未必就不能排遣生命之无聊。比如拜物，在星期天清晨将自家小车擦得比太阳稍暗，也是快感无比而精神充实的；比如打麻将，神机妙算，神出鬼没，也可以让人获得存在感而不再度日如年。打麻将在中国，倒还真的不仅仅是不劳而获、靠运气盈利的捷径。那昏暗房间里夜以继日不绝于耳的打牌声，大多数是输家们发出的。但输了钱财，赢得时间。时间毕竟被打发了，人生暂时也不那么无聊，比起完全无明的动物性存在，吃了睡，睡了再找吃的，毕竟略胜一筹。

诵经声，必是印度地；足球场吼，必是欧洲地；麻将和数钱声，必是中国地。哦，文明没有那么狭隘。中国地也有啥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洗洗睡了。

（邓长青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3月1日，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