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

他只解释中国

郑永年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就产生了解释中国的想法。他最初的构想是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来研究，但西方理论毕竟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后，郑永年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但他很快发现，国外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

这么多年来，郑永年的自我期许是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经济国家主义

那么他是怎么解释中国的呢?郑永年首先从国家的动员体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