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

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只有毛主席出來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我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丁国钰同志。他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