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有多重身份，比如说画家、院长、主席、教授等，您个人更重视哪一个呢？

A：我是搞专业的，当然很在意学术方面的职务。对我来说，担任行政职务、参与管理工作不是我的本意，行政工作的压力很大，但是为了一个地区美术事业的繁荣，作出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应该的。

Q：您在从管理工作到个人创作的角色转换上有什么难度吗？

A：我有这样一段经历。1985年，我任西安美协主席，当时我提议在西安建立一个西安画院，报到政府相关部门后，政府也觉得很有必要，但是没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白手起家，开始创业。我们花费了10年时间，建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大量的资金都是自筹。整栋楼建起来，我的10年时间搭进去了。从表面看，我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很多人认为不值得，但是我自己感觉，绘画是综合性的，是全面的艺术修为，在建设西安画院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这个社会，了解了从画家的角度不可能了解的很多东西。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开阔了自己的胸怀、气度，这些潜移默化地转化折射到了我的作品中，所以，这10年，我的作品又有了一种新的升华，从原来的比较拘谨到现在的放得很开。

Q：您做的“长安精神”活动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A：陕西是一个美术资源非常好的大省，其中最有优势的就是人才。但是这么多年来，好的作品太少，推出的画家也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组织不健全，没有一个带头人。我觉得人才的优势应该充分地发挥，另外就是陕西需要一个文化品牌。这个文化品牌不应该是简单的、地域的，或者是某个画派。我们过去叫长安画派，现在还能叫长安画派吗？长安画派作为一段历史，是很辉煌的，但是它已经远去了，那一代人都离开了我们。所以我就想，画派虽然好，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境界去适应地区美术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后来考虑把它界定为“长安精神”这样一个文化理念。它包含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历史文化传统，第二个是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第三个是延安革命文艺精神，第四个就是现代精神、当代精神。在确定了长安精神这样一个文化概念的同时，我们举办了第一个全国巡回展，把在全国学术界都认可的陕西实力派画家组合成一个团队推出去，在全国非常轰动。这样，陕西的一个整体形象就出现了。通过这样的活动，让陕西的画家团结起来。我们第二个展览要推出陕西中青年优秀美术家，准备明年在陕西先搞，后年推向全国。通过几年的活动，把陕西美术的创作队伍推向全国。

Q：您组织了这16位大画家做展览，可以看到您的号召力、组织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从整体来看，这些画家创作水平都很高，那为什么他们作品的市场价格却相对比较低呢？

A：陕西的美术市场是一个地区市场，而北京、山东和广东的是全国市场。陕西画家的画大部分是陕西收藏家买，因为影响力不够。陕西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画家很少，就那么几个人，但是有实力的画家很多，却不被大家所认识，这就是个遗憾。我们办这个长安精神画展以后，全国的收藏家开始关注陕西的美术市场，发现有这么好的一批画家，然后陕西的美术市场就从地域市场走向了全国市场。举个例子，长安精神展之后，陕西画家的画价上升了最少五倍，有的画家的画价甚至涨了几十倍，开始和全国知名画家的画价接近。

Q：您觉得一两年之内，书画的升值空间还有多大？

A：虽然陕西画家的画价上升很多，实际上离正常画价还有一些差距，所以在收藏家的眼里还是有增值空间的，还是有潜力的。对我们来说，纵向的发展是快了点，但从横向看，离全国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陕西美术市场要形成良性循环，有个健康发展的态势，还需要全国收藏家的关注，也需要我们的努力，要多出精品，要把最好的作品拿出来，保证市场健康发展。

Q：谈谈您的领袖题材创作吧，很多画家都会避开此类题材。

A：领袖题材创作，过去有些人认为有附庸政治的成分。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领袖题材是一个创作领域，我们表现历史的、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都对这个时代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所以是把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代表性人物去画，不能放在政治的角度画，我最反感附庸政治的作品。所以，每幅作品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创作的。

Q：具体讲讲几幅作品的创作背景吧。

A：我画温家宝，是在“5·12”地震后，他站在废墟上指挥营救，体现党的人文关怀。所以虽然表现的是总理，实际上是表现我们的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危难的时刻，我们的领导人冲在最前面，这是很感人的。我画《人民重托》也是这样的。我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时候，江泽民被选为国家主席，当时大家鼓掌，他戴着代表证向前走。我就画了这个瞬间。“走”有历史前进的意义，他是领导人，但是他又是人民的代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这幅作品完成后，《中国美术报》在头版上有一个评论说是领袖题材的重大突破，这是对我的评价。但是在我众多的创作里面，我认为分量比较重的应该是《春潮》，画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时候，中央办公厅交给我这个任务，让我给毛主席纪念堂小平同志的陈列馆里画一个主题性创作，点名肖像创作。小平同志的亮点很多，战争年代的百色起义、风雪大别山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亮点，怎么去涵盖？我画了40多幅草图，都太具象。要用一种艺术的语言来涵盖他，从具象到抽象，所以我选择了“海”这个语言来表现，表现一个政治家的胸怀，而且海浪、海潮又表现中国的改革大潮，也表现了小平同志的几起几伏，用波澜壮阔的画面表现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在大潮中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这幅作品完成后，在全国特别是学术界反响比较强烈，而且围绕这幅作品在毛主席纪念堂还搞了个学术研讨会，大家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

Q：在您的艺术事业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A：对我走上美术道路比较重要的人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个画家，虽然在西安地区谈不上很有名气，但是作品不错。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绘画上的。当时，我看了一个画展，特别喜欢，就去临摹，每天一放学就去，一直到闭馆。画展是在美协的一个展厅里办的。闭馆的那天我还在那儿临摹，然后有人从后面拍了我一下，问我是哪个学校的，要看我的画册，看我临摹的作品。我就给了他，他就是举办画展的人—于正常。他被我的执著所感动，于是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我经常去他的家里，他给我讲很多画论、很多画家的故事，让我看很多大画家的原作，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从他那里我受到了启蒙，知道了一个画家应该如何学习、遵循艺术的规律、如何打好基础等等，这些都很重要。4年后，“文革”开始了，我已经到了美院附中，由于他说了一些对“四人帮”不满的话，被打成了反革命。几个月后，我去探望被关押的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要做一个正直的艺术家，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从，不能随波逐流，要做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艺术家。叮咛了我几句话，说我天赋很好，不要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没想到，10天后他就被枪毙了。我后来想起他的时候，对这些话很有感触。在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对着远去的押解他的车鞠了三躬。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他帮我很多，教我怎么去临摹《芥子园画谱》，怎么学素描，怎么画石膏，这是最初期的。他还教我怎么去欣赏齐白石的画，怎么去欣赏“四王”（清朝四位宫廷画家合称）、八大山人（朱耷）的画，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做人。他虽然是小知识分子，但是他有文人气节、傲骨，至死都没有承认自己错。我后来画了很多有气节的中国文化人，血气、风骨在我的作品里处处都能看见，体现一种“士”的概念，就是受他的影响。

Q：您的作品风格已经成熟了，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语言，学术地位、画界地位基本已经奠定，大家都希望您有更大的建树。那您追求的艺术方向和理想境界是什么样的？

A：我觉得我在艺术上的探索没有终极的目的，也没有终极的实现。我从没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一直不断地走，我不希望自己定型，是为了不让自己在学术上僵化。在未来的创作里，还会吸收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不管怎么走，都会让我的作品内涵更为深远，更上一层台阶。我是追求这个至高境界的，这是没有终极目的的。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成型的，比如说：线条、色彩、墨等，这些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琢磨。我追求的艺术方向主要是作品表现的内容，所传达的更深文化层次的含量、境界，更深邃的特别是人类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还要让更多的人从我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