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身份证：昂贵的硬通货

翁礼华，1945年生，毕业于原杭州大学化学系，“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省劳模。20世纪80年代从政后历任奉化、鄞县县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及国资办主任。2003年从财政厅卸任后，改任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特聘教授、财经文史研究中心主任。

市场条件下，凡是有利可图的买卖都会有人去炒作和造假，无论古今中外都逃脱不了这一客观规律

唐代诗人杜牧曾经写过一首《江南春》的七绝：“千里莺啼绿映红，山村水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南北朝时期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一带佛教的兴盛。

佛教徒在印度原本没有僧籍、寺籍、度牒一类的身份证制度。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出家为僧尼者可以享受免除赋税和徭役的优惠待遇，导致南北朝时无数百姓投身佛门，减少了纳税户数，进而减少了税收，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僧籍制度，以有效控制僧尼数量。

唐代，僧尼身份证称度牒。它是政府发放给出家僧尼的资格证书，上面详细记述僧尼的原籍、俗名、年龄、所隶属的寺院、师名以及官府有关职掌宗教人员（相当于现代的宗教局官员）的连署，称为祠部（相当于今宗教局）牒，绫素钿轴，制作考究。开始时政府只收制作工本费，并未作为有价证券出售。

安史之乱后，在灵武接位的唐肃宗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便在度牒身上动脑筋，规定要取得僧尼资格必须向国家财政部门一次性付款，购买度牒，以换取减免税待遇。并当即派官员携度牒赴太原地区进行商品化试点，结果成效卓著，半个月时间便得钱100万缗，意外地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从此，把佛道两教僧尼、道士、道姑的度牒作为有价证券，通过商品化的办法出售，成了唐宋两朝政府的生财之道。

施耐庵在小说《水浒传》第三回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里描写北宋鲁达在小种经略相公府里担任提辖时，因同情卖唱为生的金老父女在酒楼的不幸遭遇，一气之下三拳打死当地土豪镇关西郑屠，被官府张榜通缉，亡命在外。在走投无路之际，遇见已纳金女为妾的赵员外。此人感恩图报，力劝鲁达出家，并称已买得一道五台山文殊院的五花度牒，只要鲁达自愿，一应费用都由其备办。这一情节说明，在唐后期和宋代，地主豪绅之家购买空白度牒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拥有财富和保值增值的手段。

北宋苏东坡在担任杭州太守时，为了疏浚已经淤塞的西湖，向户部（相当于今财政部）申请了100道空白度牒，通过商品化出售后，获得足够资金，雇人疏浚，才堆积成2.8公里长的苏堤，成了后世杭州市的著名景观。南宋岳飞在军饷难以发放的困难时节，也是通过向户部要了200道度牒，上市出售，才及时解决了部队军饷发放，从而保证了将士抗金作战的积极性。

宋王朝为了加强控制，不但规定僧尼身死及还俗，度牒必须即日呈送本县衙门，由县衙按月上缴。为了确保度牒价格不下跌，曾经规定拥有100个僧人的地方，每年只可以度1人出家，由于一般人活不到100岁，所以整个度牒市场价格不断上升，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争购度牒的风潮，有权有势的世俗地主便千方百计争购空白度牒，既可用来寄名僧道，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也可低进高出，炒买炒卖，从中渔利。造成不少真正想出家为僧道者买不到官价度牒，只好千方百计地到黑市高价购买度牒。在川蜀地区，一张度牒的官价是1000贯，而民间的黑市价格是1600贯，比官价高出60%。有的人想出家而买不起黑市度牒，竟干杀人劫牒的勾当。宋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就有记载。

为了克服这一混乱局面，稳定社会金融秩序，宋徽宗不得不下诏书，禁止这种贱买贵卖、非法牟取暴利的投机行为，规定凡是不按官方价格买卖的度牒，钱钞一律没收充公，由国家财政作为罚没款处置，已经剃度的僧人一概勒令还俗。由于北宋用纸制作度牒，较易造假，政府不胜打击，到南宋时朝廷不得不重新改用唐代办法，以绢制作，提高造假难度。

可见，在市场条件下，凡是有利可图的买卖都会有人去炒作和造假，无论古今中外都逃脱不了这一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