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杰 姜 丽 王春波 刘婷婷

(滦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科，河北唐山063500)

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进行的估计结果［1］表明，在中国2011年估计的78万存活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经性途径传播达到了63.9%，比2009年的59.0%增加了4.9个百分点，其中异性传播从2009年的44.3%上升为2011年的46.5%;2011年估计的4.8万新发感染中，经性传播的构成比由2009年的75.7%上升到2011年的81.6%，其中，经异性传播占52.2%，比2009年的42.2%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性传播途径感染HIV的比例不断升高。女性性工作者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同时通过这些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2］。女性性工作者作为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桥梁人群，其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对艾滋病患者的积极态度和自身健康的行为直接影响中国艾滋病防治措施和策略的实施［3］。

艾滋病哨点监测是指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连续收集特定人群中HIV感染状况、行为特征及相关信息，为分析当地艾滋病流行趋势、评价艾滋病预防与控制效果提供依据［4］。滦南县作为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在2011年对女性性工作者人群进行了监测和检测，现将监测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2011年4月1日至6月30日在滦南县辖区范围内从事商业性行为的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源于浴池、足疗店、歌厅、美容美发店等场所。

1.2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采用国家统一编制的《暗娼调查问卷》，有利于不同年度或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和分析。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血清学信息、行为学信息以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相关信息等内容。

1.3 方法

对滦南县辖区范围内的所有有性交易的场所进行摸底调查，绘制场所分布图，然后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场所为单位进行抽样，由接受过严格培训的调查员对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和采血。

1.4 试剂与检测

所用试剂均为国家统一采购，符合《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年修订版)［5］的要求，HIV抗体初筛采用酶联免疫试剂，初筛阳性的再用另一种酶联免疫试剂复检，并做确认试验，确认试验阳性为HIV阳性;梅毒首次检测采用酶联免疫试剂，筛查阳性样品再用TRUST复检，2次均为阳性者为阳性;丙肝检测首先使用酶联免疫试剂进行筛查，初筛阳性的样品使用另一种不同原理或厂家的酶联免疫试剂进行复检，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时，即为阳性。

1.5 统计分析

将调查问卷录入国家哨点监测软件，然后导出.xls文件，用EXCEL和SPSS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有效样本共计400例，其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平均年龄(28.62±5.99)岁。其中未婚者 229人，占 57.25%，已婚 111人，占27.75%;同居22人，占5.50%，离异或丧偶38人，占9.50%。户籍所在地本省268人，占67.00%，外省132人，占33.00%。外省中安徽省6人，河南省61人，黑龙江省26人，湖南省2人，吉林省51人，辽宁省22人，内蒙古1人，陕西省1人，云南省1人，浙江省1人。民族以汉族为主，397人，占99.25%。文化程度文盲1人，小学47人，初中240人，高中或中专82人，大专及以上30人。本次在本地工作时间1年或以上183人，6月～12月103人，1月～6月85人，不足1月29人。前一个工作地点外省的91人，本省外市的69人，本市240人。

2.2 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本调查问卷涉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问题共计8道，正确回答6个及6个以上问题为1个知晓，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88.00%，详见表1和表2。

表1 400例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知识问题回答正确率Tab.1 Correct answer rate of AIDS prevention knowledge in 400 female sex workers

表2 400例女性性工作者正确回答艾滋病防治知识问题的情况Tab.2 Analysis of the answers on AIDS prevention knowledge in 400 female sex workers

2.3 行为学特征

400份女性性工作者调查问卷中，最近一次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有227人，占56.75%;最近一个月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为从未使用25人，占6.25%，有时使用170人，占42.50%，每次都用140人，占35.00%，拒答65人，占16.25%;吸毒的有4人，占1.00%，但均不是注射吸毒;最近一年曾被诊断过性病的有22人，占5.50%，详见表3。

表3 22例女性性工作者中所患性病分类频数Tab.3 Classified frequenc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in 22 female sex workers

2.4 服务可及性

在400份女性性工作者调查问卷中，最近一年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的服务的有298人，占74.50%，详见表4。

表4 400例女性性工作者接受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情况Tab.4 Accept the AIDS prevention service in 400 female sex workers

同时，服务可及性与“在本地工作时间”和“前一个工作地点”有一定的联系:在本地工作时间越长，接受同伴教育的情况越好(P=0.001)。前一工作地点在本市的女性性工作者接受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情况明显优于其他组(P=0.040)，详见表5和表6。

表5 在本地工作时间不同的女性性工作者接受同伴教育情况Tab.5 The situation of peer educational acceptance of local sex workers in different working times

表6 前一工作地点不同的女性性工作者接受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情况Tab.6 The situation of accepting condom propaganda and dissemination，AIDS consulting and detection of different female sex workers in previous workplaces

2.5 血清学检测结果

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4］的要求，对400份血清样品进行了HIV抗体、梅毒抗体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抗体检测，详见表7。

表7 400份女性性工作者血清学检测结果Tab.7 The results of serological test in 400 female sex workers

3 讨论

以上调查显示，滦南县的女性性工作者来源于全国各地，工作地点经常变化，流动性比较大［6］，加大了宣传和干预的难度。同时，王岚等［7］的研究显示，中国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工作年限为5～6年，意味着每年都有约1/6～1/5的新人加入和老人退出，新进入的女性性工作者可能就没有接受过干预服务。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干预的频次，并探讨新的方式方法，继续做好宣传干预工作，努力推广使用安全套，减少性病艾滋病的传播。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滦南县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88.00%，但个别问题知晓率偏低，例如问题“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回答正确率为72.50%，明显低于其他问题的正确率，这与王三桃等［8］的调查结果相似。虽然一直在宣传和普及该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与其他问题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提示在以后的宣传和教育中更要通俗易懂和科学的解释该问题。同时，问题“最近一个月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中，“每次都用”占35.00%，与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88.00%有较大的差距，说明行为与知识存在一定的脱节，使宣传干预工作遇到了瓶颈，“说教式”和“服务式”的干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工作的需要［9］，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探讨新的宣传干预模式，促进行为的改变。

通过对预防艾滋病服务的可及性调查表明，滦南县女性性工作者目前可得到的服务主要是“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以及“同伴教育”较少，因目前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没有发现注射吸毒者，可以暂不考虑开展“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服务”，但应该强化和改进“同伴教育”服务，通过同伴教育改变女性性工作者的行为，提高安全套使用率，增强她们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能力。

以上结果表明，本次血清学检测虽然没有发现HIV感染者，梅毒的感染率也低于杨玉荣等［10］和陈玉红等［11］调查的同类人群的梅毒感染率，但调查问卷中有22人承认最近一年内感染过性病，感染率达到5.50%。由于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病毒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或流行病学的协同作用，它们可以相互改变彼此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12］，因此，在宣传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加强性病的防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EB/OL］.(2011-11)［2012-07-04］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cmsresources/mohyzs/cmsrsdocument/doc13944.pdf.

［2］王陇德.中国艾滋病流行与控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23-74.

［3］阎志华，吴尊友.耻辱和歧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负面影响［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5，11(4):310-311.

［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试行)操作手册［EB/OL］.(2009-03)［2012-07-04］http://www.chinaids.org.cn/n16/n1193/n4073/n188559.files/n188558.doc.

［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年版)［EB/OL］.(2009-09)［2012-08-31］http://www. chinacdc. cn/jkzt/crb/azb/jszl_2219/201003/t20100322_24507.htm.

［6］张璐，王百锁，刘家政，等.陕西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县暗娼人群行为干预效果评价［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9，13(4):402-404.

［7］王岚，王璐，丁正伟，等.中国1995-2009年艾滋病哨点监测主要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趋势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1，32(1):20-24.

［8］王三桃，师成虎，穆生财.山西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地区2005-2008年暗娼人群知识行为调查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9，13(4):405-407.

［9］朱莉，邱兴庆，谢爱齐，等.2010年襄阳市区暗娼艾滋病哨点监测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1，22(3):92-93.

［10］杨玉荣，杜建华，段向阳，等.包头市2006-2009年娱乐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行为及HIV梅毒感染调查结果［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2，18(2):128-129.

［11］陈玉红.如皋市400名暗娼梅毒、HIV检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2，22(4):892-893.

［12］胡志，张学军.STDs对HIV感染的协同作用［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04，39(3):16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