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31日至9月4日，由环球时报社和德国博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德媒体论坛”顺利举行。论坛邀请中德两国媒体代表进行对话，旨在促进中德媒体高层人士的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及中国媒体的丰富与多元。以下是论坛期间的一些精彩发言。

欢迎德国和西方媒体到中国西部走走看看

张研农（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代表人民日报社对德国同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去年，我到柏林参加中德媒体交流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提议今年到中国西部举行，后来确定在成都举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多走走就可以多理解。中国现在虽然有30年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大家到西部，可以对中国的多样性加深认识，可以使德国同行更理解中国媒体的责任和使命。中国有句话，叫“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就是换位思考。我老听外国朋友说，“中国是单一的、单调的”，但如果他们了解中国，恐怕完全不是这样。欢迎德国朋友到中国多看看，多走走。

何崇元（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中德两国在整体体制、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形态上存在很大差异。对同一社会事件，中国人和德国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这就要求两国媒体平等看待对方，防止已有的偏见和立场，全面平衡地展示事实真相，公正发表自己的意见，使新闻报道有利于消除偏见、促进了解、增强共识。今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默克尔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无疑成为两国合作的信号，我们相信，增进互信跟深化合作是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旋律，真诚希望中德媒体能够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吴靖平（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四川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资源和科技大省，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本届论坛选择在成都举办，充分体现了中外媒体对四川、对成都发展美好愿景的信心和期待。欢迎各位嘉宾亲眼见证四川的巨大变化。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总编辑）：德国是欧洲的中心国家，德国媒体不仅代表了德国，也代表了整个欧洲的思想和情绪，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国家，发展最快、人口最多，中国的媒体代表了新兴国家的想法，新兴国家的思想和情绪。中德媒体这么多总编辑在一起相互交流碰撞，就是中国新兴国家与欧洲国家思想感情的交流和碰撞。

英格丽特·汉姆（博世基金会执行董事）：我们选择成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成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巨型城市，在这里非常适合我们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生态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差别等问题正是我们今年要讨论的重点问题。这里是大熊猫的故乡，如果中德媒体之间加深相互了解，就会像熊猫生生不息一样，两国媒体的合作也会生生不息。

汤继强（成都国家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现在比较大，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但中国也在呈现一种趋势，东部慢慢变缓，中部比较徘徊，西部则呈井喷发展态势。西部地区将成为中国未来巨大的市场。可以说，现在是西部的时间，也就是中国的时间。

张忠（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这些年，四川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产业结构也得到较大幅度的优化提升。未来，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四川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可望进一步增强，西部经济大省迈向全国经济强省的步伐会更加有力。

萨宾娜·克里斯提杨森（TV21有限责任公司主持人）：据我了解，中国西部地区的这种快速增长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成都不管是过去取得的成绩还是之后的计划，以及对公民参与的重视，都令人欣慰。当然，中国也存在着地产业泡沫、人口老龄化等难题，这些问题值得讨论。

汤应武（广州日报社社长）：德国朋友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总量确实非常大，但人均非常低。因此，千万不能看到中国的一些机场、公路比德国好，就说中国好过德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今天觉得成都很好，但整个中国西部就是成都与西安发展较好，广大农村仍有待发展。我特别希望德国朋友在中国要多走多看，一定要多实地看。

中国要避免重蹈欧洲的覆辙？

戴小京（财讯传媒总裁）：我认为，中国下一阶段最大的机遇是城市化，最大的挑战也是城市化。城市化会带来很多正面的东西，意味着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三四亿人进城，需要为这些人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同时，城市化意味着分工的加深，带来创新土壤。不过，城市化也会带来社会高度的分化、多元化，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发展，这是严峻的挑战。

弗兰克·泽林（德国《时代周报》驻华首席记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同样需要自助。我认为有三个可能出路，其中有两个可能短期无法实现，即加强教育和建立一个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另外一个出路就是扩大内需，而中国似乎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中国也很难一条腿走路，不能过分依赖于出口，这一点大家已经达成共识。

丁刚（环球时报高级顾问）：现在西方普遍预测我们十年内可以与它们平起平坐，这个问题虽小，但如果放大成为一个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形象以及责任的问题，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就是国际上对中国期待的问题，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看中国，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水平及中国处理国内外问题的能力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已经显示出来了，而未来会显示得越来越多。

沃尔夫冈·坎特米席（中德广播电台暨电视台前主编）：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中国来说，增长意味着什么？欧洲现在特别盲目地崇拜增长，德国也是这样，我们的国民经济运作还不错，只是资源在日益匮乏，我们有可能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对于增长的迷信，会不会导致经济泡沫的破灭？因此，我衷心希望，中国不要重复欧洲人犯的那些错误。

房方（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由于长期经济落后，中国在通过加速发展来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经过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实现社会变迁。这种压缩饼干式的加速发展会带来很多问题。中国老百姓已经开始反思了，而德国等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欧洲同样需要经济改革

梅宁华（北京日报社社长）：我一直非常关注欧债问题，因为欧债危机必然扩散到全球、影响到中国。我认为，中欧的经济之路都要改革，中国需要改革，欧洲更需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欧洲的经济是非常危险的，但欧盟有27个成员国，要协调一致形成改革共识很困难。因此，中国若买欧债，一定要有可靠的保障。其次，中国人要买的东西往往是欧洲不给的。吃亏的买卖没人干，中国人也不傻，欧洲应该以诚相待，将好的资产拿出来，作为抵押也好，交易也好，不能把破烂弄过来。

弗兰克·哈特曼（德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中国总有观点反对买欧债，老觉得不太安全，但中国需要欧元资产，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我们也把一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卖给中国投资者，中国现在的不少项目都是以几亿欧元计算。中国现在有很多战略转移，想买技术先进的欧洲工厂，在原材料、能源方面从非洲转向欧洲。这种市场需求问题，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

陈彤（新浪网总编辑）：两年前我们对欧债危机隔岸观火，现在我们则深受影响，德国的态度也跟两年前不大一样，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德国也没有完全估计出危机的严重性。德国以前遇到什么事，能一起商量的是法国人，但现在不一样，也许跟中国合作是一条可以缓解欧债危机的途径。

约阿希姆·多尔弗兹（《斯图加特报》主编）：南欧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只把它放在德国的层面来考虑，是很难应对的。这是一个范围广、层面深的大难题，具体出路应该是一个更强大的欧盟预算系统，让所有国家把自己的金融能力转移到布鲁塞尔，转移到欧盟，摆脱以国界、主权衡量本国预算的模式，但这很难一蹴而就。

伊利萨贝·妮雅（德国《时代周报》副总编辑）：在欧洲，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德国人有一种中国人说的忧患意识，而南欧人会说，“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觉很好，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生活要缓慢很多，不像你们德国人那样不知道享受生活”。今年秋天德国联邦议会要开会讨论，中央银行是否要购买一些南欧国家的国债。这个做法在德国很有争议，这意味着德国人要交更多的税，危机被转嫁给德国人。

陈华（四川广播电视台台长）：欧洲每个国家的人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梦想，所以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把希腊人变成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同样，中国人与欧洲不少国家彼此的文化也完全不同，比如说中国人习惯很长时间的工作。如果让中国人把钱投到一个不愿意工作、追求更多的时间闲暇的地方，我认为他们会觉得不安全。这种文化差异谁也无法改变，这是中国人对投资安全性的一般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