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春华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200433）

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的开启与对费尔巴哈的公开批判
——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

关春华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20043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划界的第一个文献。它既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发动哲学革命的一系列思想要素的扼要总结，又是对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纲要性提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还是潜在的，当时的马克思在公开的立场上对费尔巴哈依然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提纲》则是这种潜在超越的公开表达。作为这一公开表达的核心概念则是统领整个《提纲》的“感性活动”概念；正是“感性活动”的提出，使马克思在公开的立场上真正超越了费尔巴哈。因此，立足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完整地解读《提纲》，对于我们本真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的历史性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批判；费尔巴哈；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划界的第一个文献。它既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发动哲学革命的一系列思想要素的扼要总结，又是对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系统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纲要性提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还是潜在的，当时的马克思在公开的立场上对费尔巴哈依然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提纲》则是这种潜在超越的公开表达。作为这一公开表达的核心概念则是统领整个《提纲》的“感性活动”概念；正是“感性活动”的提出，使马克思在公开的立场上真正超越了费尔巴哈。因此，立足于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完整地解读《提纲》，对于我们本真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境域的历史性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感性活动”的初始构建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潜在批判

“感性活动”原则最初萌发于《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这一哲学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积极成果——“感性对象性原则”，同时又本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超越——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 “感性对象性”，从而通过“感性活动”重新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

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成果乃是“感性对象性原则”。在《手稿》的写作时期，正是费尔巴哈的这一“感性对象性原则”引起了马克思思想的共鸣，并对马克思发生了重要影响。从表面上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似乎是找错了地方。在《手稿》一开始，马克思就给予了费尔巴哈以很高评价，他写到：“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 《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然而，尽管《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内在局限性，但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当马克思洞悉到黑格尔哲学主要成果的时候，他已经在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上说出了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东西。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这就意味着：当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对象性”设定为感觉和直观的时候，马克思却把“感性对象性”上升到“对象性活动”的高度。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确立了费尔巴哈还完全不了解的人类历史维度得以打开的存在论根据——“对象性活动”。

因此，确立全新哲学之存在论根基、实现哲学革命的全部根据就在于：为“感性对象性”注入“对象性活动”的能动的创造原则，并把“对象性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现实活动——“感性活动”。正是作为马克思全新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的发现，使得马克思挽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成果，并潜在地但也是决定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境域。

二、“感性活动”与“感性直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公开批判

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基本上都是在马克思还没有自觉到与费尔巴哈之界限的前提下，在把费尔巴哈与施特劳斯、鲍威尔等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待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态度相对比的情况下做出的，是在把费尔巴哈作为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因而处处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作为深入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导引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提纲》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公开批判。

《提纲》开篇第一条第一句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正是在这一论述中，蕴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性质的基本判定——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作为新唯物主义的所在及其本质上依然滞留于旧唯物主义的症结。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新唯物主义的伟大之处，也即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地方乃在于：他决非单纯地把事物看作是在人之外的存在，而是把这种客观存在看成是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即把事物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当费尔巴哈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指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4]的时候，费尔巴哈就是要力图清除那个与人相对立的、在人之外孤立存在的“抽象实体”——斯宾诺莎的物质实体、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上帝；就是要致力于把这种“抽象实体”就看作是属人的、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一再强调，犹如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一样，自然的本质也不过是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主体与实体，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消失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看作是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因为他把 “物质实体”与“人”分离开来了，他没有看到那个抽象的物质实体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而费尔巴哈看到了这一点，因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即实现了或者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主体与实体、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同一的唯物主义。

但是，为什么这个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呢？费尔巴哈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5]他依然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去理解”[6]在人之外的客观事物。当费尔巴哈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指出“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7]的时候，费尔巴哈的确是要把被以往的哲学作为抽象实体的东西看作是人的本质，但是，他的“看”依然是“看”，即直观。通过直观，费尔巴哈不但直观到自然是客观存在，而且直观到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就是人的本质，你就我的本质，人是社会存在物。在这里，费尔巴哈也谈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不存在抽象的存在，不存在抽象的实体，实体就是主体，实体就是主体的本质。这就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体与主体的同一。正是这一点使费尔巴哈超越了以前的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为什么实体就是主体，实体就是主体的本质，自然就是人的本质，你就我的本质，人是社会存在物？那个直接的自然存在怎么就是人的本质了呢？

正是在费尔巴哈无法继续推进的地方，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马克思本质地确定了“感性对象性活动”，即“感性活动”的原则，并把“感性活动”作为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原初关联的内在根据，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本原结构本质上乃是“感性活动”的结构；正是“感性活动”使得作为感性存在的实体、自然界与他人，成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现实个人的对象性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客体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乃在于那个客体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对象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恰恰是由于人的感性活动或者实践活动。因为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对象化为那个他物，或者说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那个他物，这本身就是实践活动。而费尔巴哈只是直观到那个对象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只是人的隐藏的本质的公开，直观到人与人相互依赖，直观到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上帝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这里出现的乃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界限，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本质超越，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当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对象性”设定为感觉和直观的时候，马克思却把“感性对象性”上升到“对象性活动”的高度。因而，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把人类感性实体化，把类直观实体化，因而人作为类直观的主体依然是纯思辩之主体的时候，马克思却把对象化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时候，马克思却把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看作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9]。在这里，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确立了费尔巴哈还完全不了解的人类历史维度得以打开的存在论根据——“对象性活动”，并据此开辟出人类历史的维度，提出了改变世界的革命路经。

“感性对象性原则”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根据和出发点。这一原则决定性的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宗教批判，达到了马克思之前的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最高水平。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批判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中，费尔巴哈指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10]“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本质。”[11]根据“感性对象性原则”，费尔巴哈把人与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象性关系，因而在他宗教批判中，他据此论述了他的宗教异化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后来却被异化了，成为与人对立的高高在上的了。费尔巴哈看到了两者的对立。他的宗教批判是为了解释这种原本是人的对象化的神如何成为与人对立的存在了，对象性成了一种异化。但是，他把革命的任务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理论任务。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中指出的那样：他作的工作就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也就是说，这种异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异化？马克思指出，这个异化不仅仅是观念的异化，它是有世俗根源的，是现实的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是世俗的内在矛盾导致它不得不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为一种异化，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不了解感性活动，他也就不可能了解人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而只能诉诸于爱的宗教。因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意义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的前提是劳动，是劳动创生了社会关系。费尔巴哈虽然把握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感性活动，不了解劳动，他不是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劳动的本质，而是把它抽象化，非历史化，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他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心，是灵感，是灵魂。他虽然把人理解为类存在，但他不了解类的根据所在；他没有看到，人乃是历史的产物，即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

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世界就要寻找世界的来历。也就是说，只有说明了人类历史的根据以及资本主义本质来历，揭示出当下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的根源，才能真正改变当下的社会。但是，由于以往的哲学家们不理解感性活动，因而只能诉诸于理论的解释。因此，哲学家们必须扬弃自己抽象的理论态度与方式，才能去打开一条能够理解并引导感性实践的新道路。

三、“感性活动”与人类历史的前提：马克思历史哲学境域的初始构建

在《提纲》中，那在《手稿》里已经呈现但马克思还不自觉的与费尔巴哈的哲学界限，即“哲学直观”与“感性活动”的界限，开始直接凸显出来，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并空前巩固地把“感性活动”，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与根据。据此，历史之为历史的存在论根据就在于：个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作为单纯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历史不是一个生物物种的历史，而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作为“现实个人”的历史，历史不是思想史，而首先是生产史。因此，历史运动的本质真相乃是“感性活动”对于社会的生产，即人们不仅在劳动中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是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方式，即“交往方式”，并由此铺陈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马克思由于提出“分工”理论而原则性地回答了“异化劳动”的根源，把“异化劳动”描述为由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从而把“异化劳动”以及与“异化劳动”相适应的感性交往关系的异化，即“私有制”、“社会权力”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环节。

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与对整个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同一个批判，这一批判的内在连接点乃是对“劳动”之对象化本质的呈现，是“感性活动”之作为全新哲学根基的初步奠基。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回答“劳动”、“感性活动”何以发生“异化”，因此，“劳动”、“感性活动”不仅更多地还停留于哲学的层面上，而且它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在基础上还是空虚的。在经历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之后，特别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发分工”理论的重大发现，马克思不仅直接地回答了《手稿》的遗留问题，而且空前巩固地把作为“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并且通过对“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历史诠释，展示了“资本原则”的本质来历，即“感性活动”与“感性交往”乃是“资本原则”的现实根基，而“自发分工”则是资本原则的原发性根据；正是“感性活动”与“感性交往”由于“自发分工”而来的分裂，导致了当下异化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并伴随着“自发分工”与“所有制”关系的历史性进展，诞生了作为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准则的“资本原则”，从而不仅铺陈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真正地打开了人类历史的维度，使得对“资本原则”之本质来历的追问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聚焦点。

作为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内在关联的马克思 “历史哲学”的草创，表达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草创之初就已经显露出“资本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预示着马克思即将展开的理论批判的基本路向。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他后来终生为之探索的理论课题：“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藉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这一理论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就是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性意义的作为马克思历史哲学巨著的《资本论》。如果说在《手稿》中，《资本论》还仅仅是一种潜在的逻辑诉求，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马克思由于“分工”理论的创制，在空前巩固地把“感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前提、人类生存根基和“资本原则”现实根基，并借助于“分工”粗线条地回答了“异化劳动”的根据和“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进而初步展示了“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就不仅是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追问已经合理地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内在关联的聚焦点，表达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草创之初就已经显露出“资本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预示着马克思即将展开的下一步工作将是进一步深入展开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追问，并通过对“资本原则”运转机制的深入剖析，展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这就是自《哲学的贫困》开始，并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资本哲学”的宏大历史课题。

由“感性活动”的理论境域出发，借助于“分工”理论而展开的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追问，彰显出草创之初就表达着本质上作为“资本哲学”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批判维度。作为“资本哲学”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批判维度，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初始追问和即将展开的对 “资本原则”运转机制的深入剖析工作，决非对“资本原则”的实证主义研究，而是本质意义上的批判性工作。当马克思最初在《手稿》中还仅仅以一种潜在的逻辑诉求提出要去探讨“资本原则”本质来历的研究课题的时候，这一理论诉求就是以“异化劳动”与“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为前提的，即“资本”与国民经济学的其他范畴——商业，竞争，货币等，“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在此，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批判性质是昭然若揭的。当马克思在《手稿》之后，比如在《神圣家族》中，仍然一再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种理论形式的科学性质，并要求科学地呈现“资本原则”现实运转机制的时候，这种理论评价和理论诉求也始终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任何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质的经济学都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地揭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现实运转机制[1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起点上就区别于一切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所在，即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性质所在就在于：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前提，并提出追问这一前提之本质来历的理论诉求，因而，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

因此，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初步揭露了“资本原则”所造成的历史冲突的基础上提出：要从根本上颠覆“资本原则”，必须在“资本原则”的统治所造成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分工（自发分工——引者注）”[16]、“消灭劳动 （异化劳动——引者注）”[17]、“消灭私有制”[18]，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共产主义”也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它不过是作为人类历史前提、人类生存根基和“资本原则”之现实基础的“感性活动”与“感性交往”境域的再度呈现，是被“资本原则”所遮蔽倾覆了“感性活动”和“感性交往”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到来，是使“自发分工”转化为自主分工，使“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使“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感性交往），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力总和”，使作为“物的力量”的“生产力”再度成为现实个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 ”[19]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6

[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6

[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商务印书馆,1984:2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10]费尔巴哈.费尔巴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1

[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3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1-102

[15]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再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针对蒲鲁东，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另一方面则指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8-39、52

[16]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74、26

[17]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1、68、77、213-214

[18]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1、67、64

[19]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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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3537（2012）01-0001-05

2012-01-10

本论文是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哲学分析（项目编号：CXJJ-2011-344)的中期成果之一。

关春华（1983-），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刘石玉

校 对：里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