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涛

（中国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在中国思想史上，杂家在战国秦汉时期昙花一现，秦汉以降因备受儒家正统的歧视而鲜有研究。随着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再次兴起，先秦杂家亦逐渐进入学者研究视阈。但是，究竟什么是“杂家”，杂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和思想体系、杂家是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派，学术界尚无系统研究和一致认识。此外，在中国的目录学著作中，哪些著作是有自己学术宗旨和思想体系的杂家著作，哪些著作是学者们出于儒家正统观念所作的划分，哪些是目录学者为着编书的便利将新的学术类别的著作所作的权宜划分，学者并未给以清晰的说明。先秦杂家产生、发展、形成的逻辑历程如何，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思想内涵、思想特点以及先秦杂家与西汉黄老道家思想的关系如何，学术界的探讨皆不成熟。潘俊杰博士知难而进、开拓创新，撰著《先秦杂家研究》，就上述问题做出认真、细致解答，填补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先秦杂家研究》视野开阔、史料宏丰、观点新颖，亮点有三：

其一，杂家之“杂”内涵界定及杂家学派思想主旨界定。在中国学术史上，学人对杂家的认识较为混乱，常常把杂家之“杂”理解为“驳杂”、“杂凑”，实为贬义之辞。潘博士立足先秦典籍及《汉书·艺文志》、《随书·经籍志》等文献对“杂”加以明确界定，认为“杂”即是“综合、聚集、掺杂混合”（页 13），所谓“杂家”思想即是“兼摄融合了儒、墨、名、法等百家的学术思想，是不主任何一家的思想学说”[1]14，与冯友兰先生以“折衷主义”、侯外庐先生以“调和折衷”来定义“杂家”的观点相异，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意识。关于杂家是否可以看作为一个“学派”，作者认为杂家是“把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作为其学术思想的最终目标和宗旨”[1]14，与诸子百家学术宗旨相区别：诸子百家的时候政治思想与其他如人生哲学、天道论等在其思想体系中处于并列位置，且同等重要，而杂家将“王治”视为其思想体系的顶端，成为其思想理论的核心和统帅，并在“王治”主旨下平等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是“战国晚期学术融合的高级形态”[1]50。这样看来，先秦杂家是指产生于战国晚期、以“王治”为核心和宗旨、以融摄诸子百家为理论方法、以《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和《尉缭子》为著作支柱的学派。因此，先秦杂家学术思想研究，既丰富先秦诸子学研究，又是梳理先秦到汉代学术思想演进逻辑的基本脉络。

其二，先秦杂家著作考述。学派成立的基础便是人员的界定以及相关著述文献的考述。先秦杂家顺应了战国社会历史“大一统”趋势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受诸子百家成熟思想背后的自我局限的激发而自然形成，既是战国晚年诸子百家学术思想“融合”的产物，又是学术规律发展的基本体现。潘博士在本书专辟一章《先秦杂家著作考》，指出先秦杂家以尸佼、尹文、《管子》著者群、鹖冠子、《吕氏春秋》著者群、尉缭等学者为主体，以《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六部著作为主要思想文献，从而对六部书及其作者一一考证。作者指出，这六部书皆以“王治”为思想核心，以兼采众家为特质，只是，每一部书兼采众家的范围有差异：《尸子》一书是将儒家“治人则人治”和法家“刑罚者，民之鞭策”思想相结合，并将道家“事少而功立”、“执一之道，去智与巧”思想与墨家治天下的“四术”糅合[1]53；《尹文子》兼摄名、法、儒、墨诸家，其治术融汇百家之学[1]60；《管子》书中有法、道、儒、名、阴阳、农诸家思想，但不是以哪家思想为主导，故不可归属于法家[1]65；《鹖冠子》非黄老道家著作，而是融合了道、法、儒、墨、阴阳五行、天文术数等各家理论的杂家著述；《吕氏春秋》以兼摄诸子、融合百家为理论方法，平等地对待各家，不主任何一家，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和思想理论体系建构最为完备的著作[1]82；《尉缭子》是先秦兵家《尉缭子》和杂家《尉缭子》两本古代残书的合编本，而作者都为秦始皇时期的尉缭，著书内容既有兵法，又有兼摄百家思想的杂家之言，反映了战国晚期实用主义和学术融合思潮的流行[1]89。潘博士广征博引、立足前人，所用资料翔实、所得结论合理，听取群言，又能断以己意，颇显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力和理论推演能力。

其三，先秦杂家思想特征概论。既然作者将本来不大相关的人物和著作按照一定的理论推演逻辑、将一个曾经广受争议、贬义的学派“扶正”为“杂家”学派，那么，这样的学派应该有怎样的思想特征呢？潘博士辟《先秦杂家思想的特点》一章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在作者看来，先秦杂家有五个思想特征，一，兼容并包，也就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杂家诸人物、思想皆兼采多家，且对百家之学平等对待和吸纳。二，追求系统性特征。杂家是以“王治”为学术宗旨、以阴阳五行以及“天、地、人”贯通的思维模式建构起来的庞大理论框架，从“天道”、社会、人生诸方面将百家思想融会贯通为一个思想整体。三，向“意识形态化”发展的特征。杂家在政治实用主义“王治”的统领下，试图将天道、地道和人道融会贯通在一起，以此作为君王治理天下万事万物的指导思想。四，受黄老道家影响的特征。黄老道家是产生于战国中后期、以“道、法”为主融会诸家之学、以社会政治治理为思想主要方面的学派，杂家便吸收了黄老道家的道论和养生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补充，表现出道家色彩。五，地域性特征。《尸子》、《吕氏春秋》、《尉缭子》与秦国有关，受秦文化影响较重，《尹文子》、《管子》与齐国有关，受齐文化影响较重，《鹖冠子》与楚国、赵国有关，受楚、赵文化影响较重。作者的概括比较合理，能体现出杂家之谓“杂家”的独特性，体现了较强的文献综述和理论综括能力。

《先秦杂家研究》以学术创新的魄力、知难而进的毅力，完整、系统、逻辑地还原了一个曾备受非议的学派的整体形象，见解独特，耳目一新。不过，有两个问题似应引起作者注意：

其一，著作第四章从天道观、人的哲学、认识论三方面以“问题”模式探讨先秦杂家的哲学思想，概括到位、观点明确。但第五章在论述先秦杂家的政治思想时，却又是以“个案”而不是“问题”模式展开，分别论述了杂家六部代表作的政治思想，则与第四章撰写模式相异。实际上，杂家六部代表作的政治思想都讲到了“治道”、“治术”、“制度”等问题，故可以“治道”、“治术”、“制度”等为“问题”，综合、比较六部著作思想在这些问题认识上的同异，不仅与第四章撰写模式相同，而且在比较研究中凸显杂家代表著作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其二，作者在第七章大胆提出一个论断，即汉代学术思想根基于先秦杂家思想，而非先秦诸子学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作者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视为对先秦杂家的继承和发展、将《淮南子》视为对《吕氏春秋》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论断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自己论述问题的信心，但也是一种“冒险”，一定程度上是对先秦杂家思想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的“拔高”，无论是对于《春秋繁露》的缘起与思想创新，还是对于汉代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体认，皆不是很客观。当然，这样的论述有助于学术争鸣，有助于学者们认真思考，从而进一步推动《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的思想研究。

总而言之，《先秦杂家研究》无论在史料应用，还是观点提炼，皆表现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理论概括能力。潘俊杰博士知难而进、开拓创新、勇于探索、不拘成言，将先秦杂家研究推向前进。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比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更为重要，这是值得推崇的。

[1]潘俊杰. 先秦杂家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