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蕾 李晓松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河北承德 067000）

论中国园林艺术的几种审美特征

王 蕾 李晓松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河北承德 067000）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中国传统园林表达出情景交融的氛围，这在世界园林中独辟蹊径。它活泼而自然的处理手法营造了一种本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意境。人与自然建立了一种亲和而和谐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生命活力的深切情感。

山水;闲适;隐逸;忧郁;审美

一、君子以山水比德与园林以山水为基调

君子比德思想是孔子哲学的重要内容。孔子从自己所奉行的仁学立场出发，提出“乐山”、“乐水”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以水的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盈科而前的动态特征，比喻君子博学深造和不断进取。孔子进一步突破自然美学观念，提出“知者乐水，乐山”这种“比德”的山水观，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感悟，实际上是引导人们通过对山水的真切体验，把山水比作一种精神，去反思“仁”、“智”这类社会品格的意蕴。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不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恪守仁爱的美德。这种博爱思想几乎贯穿于孔子的哲学思辩中。孔子又是一个对山水情有独钟的人，“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高山巍巍培植了他博大的胸怀;“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江河荡荡孕育了他高深的智慧。孔子由此把厚重不移的山当作他崇拜的“仁者”形象，用周流不滞的水引发他无限的哲理情思，触发他深沉的哲学感慨。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所以喜欢流动之水;有仁德的人安于义理，所以喜欢稳重之山［1］。

这种以山水来比喻人的仁德功绩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无限深广的影响，深深浸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们以山水来比喻君子德行，“高山流水”自然而然就成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和代名词。“人化自然”的哲理又导致了人们对山水的尊重，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山水文化。以山的稳重静穆、参天拔地、滋育万物的静的特征，象征君子沉静刚毅和仁爱友善。山水已经不是山水了，而是承载人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抱负的山水了。

明代画家唐志契曾用“山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来表达自己创作山水画时的情愫。同样，造园家也必须把自己的情感理想化入构思的意境中去，细心揣摩品味山水之情，才能造好园。这种移情于物，赋与自然之物以人性的传统得到中国古代文人最完美的领悟。他们认为以情感来领悟园中各景，才会觉得格外有致:含情多致，触景生奇。这种山水文化都带有“道德比附”这类精神体验和品质表现，特别是在园林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园林史的发展中，从一开始便重视筑山和理水，是中国园林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园林闲居野趣之情

无锡寄畅园其妙在“利用地形，巧于结合外因，冶内外于一炉，纳千里于咫尺”。借景使景观达到近水远山虽非我有而若为我备的境地。从文徽明所著享闲居之乐”出发，淡泊自然，故信步园内，眼前山林深郁，池水连绵，“滉漾渺弥，望若湖泊”，仿佛置身于纵横淋漓的山水画卷之中，令人心旷神怡。《园冶》著者计成所兴造的影园，更是匠心独运。首先巧于因借，不仅北借蜀岗，还将江南诸山“奔来眼底”;然园内山水能融汇于大自然之中，园内土丘作为远山的余脉经营，并引水从山中渗流而出，真假难分，可称山水规划之“珍品”。

承德避暑山庄中“采菱渡”之景点即似乡野某一去处，其设计更具乡居野趣，环屋之湖泊、岸草、树木皆似自然形成。这种自然自由的审美特征是中国古典园林所追求的。它表达了人心性的潇洒，回归本源、唯性所适、无拘无束、翔乎若鲲鹏展翅，泛乎若不系之舟。这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野逸是同一精神特质。在审美体验中，都体现自由的心灵境界，旁若无人，痛快淋漓的心态。“然于放逸，不失元真气象，”为历代论艺者所推崇。

三、淡泊隐逸之风与园林的虚静之美

唐朝以前，基本由世袭的门阀地主阶层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自实行开科取士的惟材是举政策之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文人们，就有可能通过寒窗苦读而踏上仕宦之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既与渔夫、村夫、樵夫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又有着希望能辅佐帝王治理天下的政治抱负。因此，中国古代文人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总是徘徊于“尘网”和“村野”之间。

中国文人向来以“贫”为“清贫”，藉以表示对高门大户“富贵”的藐视。相对于下层村野民夫来说，他们不是忧患物质上的困顿，而主要是苦于精神上的压抑和郁闷。儒家的中庸使得他们懂得“得意之时不自喜，失意之时善自慰。”于是一小块宅园，便是精神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加之，道家也好，佛家也罢，其基本精神也有一个共同点:消极出世。“自然”、“无为”、“虚空”、“超脱”，这是精神的逃避处;而园林、山水、“诗情”、“画意”，则是现实的逃避处。

中国古代的文人园林、寺观园林及山水诗、山水画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几乎同时兴起，文人园林有别于皇家宫苑形成独特的风格:守观由过去的“舍宅为寺”转而到自然山水中去开辟圣地;山水诗形成一种独具异彩的诗歌种类。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正是《王氏拙政园记》可以看出拙政园是从“逍遥自得，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的动乱，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浪迹山水、清淡玄理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所致。因此，文人私家园林除了起居的生活需求外，更重要的是成为慰藉心灵、消遣意兴、谈风颂雅之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文人、士大夫崇尚清淡，礼佛养性，高逸遁世，这一时期恰恰兼具因为社会动荡而产生的悲情和因刚经盛朝而依存的文化积淀。文化是由生产进步的物质成果缔造的，也是由精神缔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如“竹林七贤”这样的文人士大夫身上。他们愤世嫉俗，希望能像竹林那样清静，也希望能保持竹林的高洁。他们羡慕竹林不用去理会世间的污浊，但也自知无法像竹林那样摆脱人的知觉，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带着英雄气的，表面上消极但骨子里却是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或独自或结伴走入山林深处，幻想着自己融入清风雾气。在这种精神追求之下，园林在形式上必然追求所谓林泉的境界，具体方式就是对自然山水的简化、缩小和抽象。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出了自己归隐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苦闷:对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一精神绿洲的希冀;写出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3］。”这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的安适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得以从“尘网”解脱后的喜悦。而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在屡次上疏指摘朝政遭挫，而辞官回乡后所写的一首绝句《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又反映了归隐之后的闲情逸致与隐约可见的忧思之情。

明朝著名文人画家徐渭在绍兴前观巷的旧宅“青藤书屋”，仅两间平房相套，但主人的经营却极为精到:书屋南向套一天井，沿墙植一株青藤，苍老弘劲，似主人那坎坷人生的写照。窗下一方石砌水池，徐渭称其“通泉，深不可测，天旱不涸，若有神异。”而号之“天池”的池中一石柱称为“中流砥柱”，寓意极深，整幢书屋虽布置平易简淡，所产生的意境与传统园林和诗画艺术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才能独树一帜，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基于摆脱尘世喧嚣，澄心净虑的要求，不少文人雅士喜欢结庐于名山胜水之间。如周敦颐于庐山下筑“濂溪”;林通隐于西湖孤山，终日种梅养鹤，时人雅称“梅妻鹤子”，这种情趣正如黄公望的《秋山招隐图》题跋:“结庐离市尘，幽心幸有托，开门尽松荫，到处皆丘壑……”但大多数文人却追求“结庐在人境”，然“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囿于市井，但仍不忘将性情、兴致致力于自己拓一片小园，植一片绿丛，以留给自己回想、遐思的余地。求出一种“引天风于庭柱，招野雉戏花径”的情趣。事实上，是为自己创造出方寸间的广阔。

四、从“登临为赋”看园林亭楼之美

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诗传》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4］”。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常常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左思《三都赋》:“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像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楹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5］。”

亭中之人，其思也深。楼上之人，其虑也远。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6］。”

楼载以文人志士抒发情感，表达志向。这种弛目骋怀，自忧忧国之心，只有在临高远眺，满眼天际景深之色，才能感发而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能体会此意。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依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一首词中亭、楼二景皆有。可见其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所在。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信可了也［7］。”在亭之中，直抒胸臆，气韵兼得。心境与环境相融一体。

五、忧郁审美文化与园林病态造景手法

在忧郁审美情结浸润下营造的文人园林，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审美取向。造景手法上常常是利用了材料的非常态或曰“病态”，并通过对这种病态的欣赏把玩，而吟唱出敏感深细的伤怀与自怜，这其实是营造者自身的人格抒怀。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就是一篇生动的写照和批判。园中常见的枯藤、丑石、苍苔、残山、孤灯、落枝、废垣、断碑、枯井，是园主失落、忧苦心态的表达。还有些文人借园林以明志，以愚当隐，以拙为退，如苏舜钦失意后构筑沧浪亭，司马光在洛阳置独乐园，还有柳宗元“愚溪、愚泉、愚沟、愚池、愚岛、愚堂、愚亭”八愚，黄庭坚的拙轩和龟壳轩，钱谦益的聊且园，杨万里的拙庵，以及许多文人创作的所谓困园、随园、息园、残粒园、退思园等，这些以慵懒和残拙为主题的园林景观，不仅是园主审美趣味的体现，也得到欣赏者普遍的文化心理认同。他们心造其境，以园林清净淡泊、独雅逍遥，来适应世间沧桑万变之心态。

退隐和半隐的文人，深居园林，虽这些园林已早无留存，然而他们的诗词却如实描述了当时的园景。如:“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何逊）;“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这些园林景致的愁唱，也是文人对人生独善其身、旷达自如哲理的感悟。江南园林中的石法，经历代文人的推崇与评判，认定了“透、瘦、皱、漏”的审美标准，而盆景则以“枯、老、病、曲”为上。另外，梅以病为美，荷以残有韵，“寂历疏松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苏东坡诗）。园景如此，园中的欣赏者也沉郁在一片寒凉的消魂意境里，正是:“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断肠明月下，梅摇影”、“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唐代著名诗人和造园家白居易在贬居江州时，筑文人山水园庐山草堂，又著文《咏拙》:“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葺茅为我庐，编蓬为我门。”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自号迂叟，造独乐园并书《独乐园记》，表明对孟子所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反动。明清两代，越来越僵化的政策，更多地限制文人的政治抱负，并最终把他们赶回自己的书斋，无可奈何的失意中，甚至有不少人开始纸上谈园，在意念中构筑所谓的“无是园”、“乌有园”、“将就园”等，寻求精神安慰。因此，对于“陋、病、愚、拙、丑、瘦、枯”等病态的欣赏和营造，一直是传统园林中极为特殊的一个侧面，而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忧郁审美情结息息相关。

总之，园林的病态美，是整个社会文化心理深刻影响下的特殊表现，对荒、残、败的病态咏唱，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涵养。断桥残雪、雷峰夕照，这些生命流逝、历史一去不返、人生空幻的见证，酝酿出历史人生的感悟。李白名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所以“境界特大”，能“关千古登临之口”（王国维《人间词话》），正是由于将个体人生悲欢聚散的体验，推入历史的茫茫时空之中。

六、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文环境。它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被现代人所传承与发展。我们应肯定其积极的意义并客观地看其历史的原因。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也反映了古人的审美心理特征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文人的特殊环境。

今天，人类整日被围合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对自然更加留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不可能像古人一般整日赏花饮酒，闲情雅致，也不会产生那么多丰富的情感。人们缺乏的是让灵魂回归本我的环境，而情景交融的环境才可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灵魂。一句常在私下里流露的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回归本我、远离喧嚣繁忙城市的渴望。城市人希望利用闲暇时间，到乡土自然中来寻找乐趣，充实自己［8］。当今已没有几人可以拥有“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的情怀了。因此，情景交融的景观园林是都市里的佳境。优秀的景观设计师应洞察人的情感，体会文化与哲理的审美，其作品必需与社会单体产生更多的共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情景而不是单纯的景物。意境的营造使人与景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今天的景观应使人重返“自然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只有淋漓尽致地注入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环境，才能使对象具有拟人化的生命色彩。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性极高，不同于歌功颂德、标榜皇权的气势雄伟的建筑。它的独特性在于与人的情感于细腻微妙处无声的沟通，似乎有种心照不宣的静谧，这是伟大民族的创举，更是我们民族情感深沉含蓄的表现。我们从环境美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进行鉴赏活动。包括对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内在精神的挖掘，探究它与欣赏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意境美。这正是中华民族古朴深沉的文化内涵特质的体现。这种传统的环境美学思想在现代环境美化建设中正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闻名中外。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天物出版社，1981

［2］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戚廷贵.《艺术美与欣赏》.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1

［4］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37－149

［5］计成.《园冶注释》.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5

［6］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

［7］王羲之.《兰亭序》.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8

［8］郑曙旸.《景观设计》.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TU986.1

A

1009－6981（2012）01－0092－04

2011－10－14

王蕾（1981－），女，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设计开发系教师，主要从事设计艺术研究;李晓松（1980－），女，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责任编辑何洪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