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华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首标“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①[1]以作品有无“境界”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基准。然而，何谓“境界”？“境界”包含哪些内容，有何特征，诸如此类的问题，由于王国维限于词话的表述方式，往往语焉不详，点到即止。学界对于“境界”的探讨，也因此歧义纷出。多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境界”进行阐释，涉及如境界的生成、境界的特征、境界的审美效果以及境界的审美标准等等，都有详明剀切之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叶嘉莹先生对“境界”的定义：“《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涵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是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2]以作品的表现力及读者的感受性作为作品有无“境界”的标准，笔者姑且名之为“效果论”。再看佛雏先生提出的“境界”说的两项审美标准：“在审美观照中客观重于主观；在艺术创作中再现重于表现。”[3]强调了“境界”生成的审美方式及其创作手法，笔者姑名之为“方法论”。“效果论”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如何鉴别作品有无“境界”，确实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它们却未能较好地解释文艺作品的“境界”何以有高低深浅的差别。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抓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以及其它文艺理论文章中经常表述的一个思想——忧生忧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