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 200235）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相应地指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但主导意识形态也不是天然就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多数民众依然受封建传统观念、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等旧意识的影响。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不同立场就会存在。”[2]（P445）这些所谓的边缘意识形态以一种非官方的意识与主导意识形态争夺主流话语权，妄图造成社会的离散和失控。因此，在面临国内外对新政权合法性质疑的压力下，新生政权要夯实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开发与维护合法性资源。而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跃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用政治结构和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标明它们对一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合法性里面特别包括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3]

在1949—1956年这段期间，党所继续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一定程度上就扮演着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