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2012-08-15刘述先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1期
刘述先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台湾 台北)
一、引 言
牟宗三先生首先提出儒家哲学三个大时代:先秦、宋(元)明、当代的说法[1](P1-2),由杜维明广布于天下①。我也接受这一说法,两部英文著作对此论旨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读者可以参看[2]。2005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担任第十八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并撰写成书,已经出版[3]。先秦儒学最具有关键性的一个人物是孔子(551-479B.C.E)。他回归周公制礼作乐的理想,但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文疲弊,诸子百家兴起,对此有所响应,儒家并无特殊地位。不意汉武用董生之策,所谓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孔子竟被尊为素王,可谓异数!自此儒家成为朝廷意理(state ideology)。而孔子“仁内礼外”、“天人合一”②,更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留下了源头活水,万世不竭。然而经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儒家虽为正统,知识分子对于二氏(老、释)却趋之若鹜,宋明理学兴起,正是针对此一情况的响应。南宋朱熹(1130-1200)号称集大成。他的《四书集注》由元代到清末废科举(1313-1905)为止,为考试必由的途径,对中国的士人影响可谓深远。到了清末民初,传统被谴责为一切反动、腐败、落后的根由。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狭义的政治活动背后是广义的文化革命的诉求,由全盘西化到一心一意的现代化,都以彻底摧毁传统为职志[4]。如果传统是正,西化是反,现代新儒学乃反之反,少数知识分子针对现代西方主流思潮彻底批判,向往一条儒学复兴的途径,开启了儒家精神传统第三个大时代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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