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鹤鸣

（深圳大学中国系统哲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理论背景

通过什么样的伦理学方法来确立、证明道德原则与道德主张，这是任何伦理学理论想要获得成功的关键。以往一切伦理学理论之所以可以 “立门别异”，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与道德主张，而在于其提出的道德原则与道德主张的理据是什么。西方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伟大的伦理学家都将伦理学方法建立在理性的基地上 （如霍布斯的演绎理性，洛克的常识理性，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从而使“理性主义方法”成为伦理学方法的基本建制。换言之，对于近代西方伦理体系而言，理性主义已不是伦理学方法之一种，而是伦理学方法之全部。

然而到了20世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直觉主义与情感主义一跃而成为主导性伦理学，它们共同主张限制理性在伦理问题上的作用与范围。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穆尔就公开宣称“善”的不可定义性，普里査德则主张在人们具有什么义务的问题上也不可进行论证。当然，穆尔、普里査德等人并不否认“善”、“义务”等概念的意义，而只是认为它们无法通过理性来定义、来证明，只能通过直觉去把握。情感主义代表人物艾耶尔认为，伦理命题不是有意义、可证实的命题，它们只是在表达着我们的情感。经过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两个阶段，西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的理性根基被彻底颠覆了，理性主义伦理学方法几乎在伦理学中被“驱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