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 李杨媛 同春芬

城郊农民“市民化”及其就业困境分析

□李 丹 李杨媛 同春芬

在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使大批城郊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成为“市民”，他们能否在失去土地后谋得一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则是其实现“市民化”的关键。然而，面对多样化的就业机会，郊区农民的就业途径却比较单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群体性冷漠和“利用惰性”。这种基于“传统主义”的“够用”、“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最终会阻碍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读懂其生存逻辑，积极帮助、引导其实现自身的“市民化”。

生存理性;郊区农民;市民化;就业困境

城市化并不是免费午餐，它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不能盲目地夸大城市化的收益，而忽视城市化的成本约束。［1］有学者称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最低，其成本主要由国家买单，他们可以利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补偿款来购买住房和社会保险，再加上他们毗邻城市居住地，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谋生职业。［2］然而，“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他当不成农民了，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也当不成市民。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市民，只能是社区游民，社会流民”。［3］对他们来说，土地资源的剥夺意味着藉由土地形成的生存能力的剥夺，“很多能力剥夺都是和社会排斥相伴而生的”。［4］业缘关系的建立和拓展则是其摆脱社会排斥、融入城市文明、实现角色转变的关键，［5］而能否在失去土地后谋得一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则是实现“市民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