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荣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任何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政治沟通，政治沟通维系并推动着政治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和现代国家都有专业化的沟通结构并把重要资源用于促进沟通的特征，从原始部落的鼓手、信使和烽火信号，到中世纪的传令官，再到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备忘录，各种政治体系创造出了特殊的沟通结构和技术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沟通目的[1]。在近现代，与民众保持良好沟通，对民众需求做出回应，更是成为检验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政治沟通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分析工具，更是一个理论体系。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政治沟通理论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三论”阶段和政治传播阶段。20世纪40年代，在行为主义革命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诞生，政治沟通理论发展起来，此阶段主要是基于“三论”研究政治系统中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反馈。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发展与成熟，政治沟通研究开始与传播学联姻，政治沟通理论进入了政治传播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研究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政治沟通理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网络政治沟通阶段。国外特别是将选举作为政治生活重心的国家历来重视政治沟通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沟通研究则较为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