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诗钿

（汕头大学社科部，广东 汕头 515063）

人的存在是对象性的存在。马克思把主体（人）规定为是“能动”地具有“对象性的存在物”[1]。主体正是通过这种自觉能动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把真实有效的客观性当作它的内容，借以充实自身的抽象规定性。”[2]（P410-411）形成关于外部的对象意识，解决“世界是如此”的问题。另一方面“同化并控制世界，好象是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合自己的目的。”[2]（P410-411）由此解决“世界该怎么样”的问题。此即马克思所说的主体通过对象性不断建构着“为我而存在的世界”。

然而，人不仅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建构的对象，而且把自身作为建构的对象。因而意识不仅包括关于外部的对象意识，还包括关于内部的自我意识。主体（人）是个体、类和群体的型态综合，就此而言，人的存在是个体、类和群体的整体性存在。从而人在建构着“为我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同时，在个体、类和群体的生活中建构着“为我而存在的内部世界”，形成以个体意识、类意识和群体意识为主要向度的自我意识。可见，自我意识是主体（人）在反思、批判、选择、确证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体意识。

自我意识在民族的时空中，烙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积淀为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意识，成为一个民族恒久的生存方式。耻感便是这样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印记。尽管中西方对耻感的心理体验和哲学建构不同，但都在不同的意识向度里彰显主体（人）的存在价值、存在方式，从而展现了不同文化视界里人们面对自我心灵的独特性和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