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树

（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孔子家语·好生》和《说苑·至公》同载“楚王遗弓”的故事。

楚恭王出游，亡乌嗥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这个故事牵出了认同与境界的关联：楚恭王有楚人之认同，而孔子则有无论齐楚的天下人之胸怀。以天下人为视域之论，在《孟子》中亦比比皆是。独其“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牵出的夷夏辨似乎显出与“人遗弓，人得之”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一

“夷夏辨”是吾国思想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思想史、文化史的线索。从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到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韩昌黎的《论佛骨表》到晚清经学大师王闿运之《御夷论》，再到太炎先生之《讨满洲檄》、邹容“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及至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都通联着演变衍生中的“夷夏辨”问题。从周边的某一民族到作为少数民族、外来民族、欧美西洋人乃至外来文化与异教文化的代称，夷的所指范围在不断扩大，夷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其间折射出的是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乃至天下的治乱与分合的历史线索。同样地这条历史线索还贯穿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话之中。

这种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强烈距离感与不时的紧张，在中国文化史尤其思想接触史上是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