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霞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人口流散和穿越国界的移民早已司空见惯。在世界各大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不同阶层、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的互相融合。文化的杂交同化，兼容并包，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书籍创造了具有潜力的国际市场。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进行写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显示出流散作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化。萨尔曼·拉什迪在《越界：非小说文集1992-2002》中写道：

穿越国界、语言、地域和文化，在世间万物与想象之间划定界线。各国间人们的彼此宽容度越来越低，这是由许多的政治家造成的。我所生活的世界把这些问题强加给我，它们成为我文学工程的焦点，而不是知识或艺术的自愿选择。任何一个穿越了语言国界的人都必须明白，这种穿越，牵涉到了重塑——转化或者说自我翻译的形式。语言的改变也改变着我们自己[1]（P55）。显而易见，流散小说与文化放逐联系在了一起。印度流散小说使伦敦街市、曼哈顿大厦、加拿大广场与加尔各答拥挤的街道、孟买闭塞的帕西人、独立后的印度市井平民等紧紧相连，反映出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

“流散”（Diaspora）最初在英语里用来表示被上帝放逐的犹太人。“流散”包含着离根失乡、客居异地的痛苦。霍米·巴巴认为，流散不仅指当下存在的群体和身份，也指先经过想象再转化为叙述的混合性群体和身份[2]。印度流散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印度流散作家的国籍、经历虽然不同，但他们身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标有“印度”这个文化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