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成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近三十年来，语用学发展迅猛，新著迭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有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教授杰夫·维索尔伦（J.Verschueren）1987年的论著 《语用学：语言顺应理论》（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和其1999年的力作《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前者提出了独具见解的顺应论，后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此理论。顺应论从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皮亚杰（J. Piaget）的认知心理学的“适应”观、贾尔斯（H.Giles）的社会语言学的言语顺应理论以及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的功能主义语言观中吸取了养分[1]，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角度观察和阐释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为语用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和发展前途的语用学理论”，“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对顺应性理论的阐释，可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2]。

顺应论应用于翻译领域，对翻译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审视，使翻译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其影响力在不断深化和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笔者拟择其相关论述，从新的角度探讨广告翻译中的语境顺应问题。

一、顺应论对广告翻译的启示

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3]。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以下三个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