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制度诊断
2012-08-15何祎金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
[英]何祎金
(萨里大学社会学系,英国)
社会学危机话语源自20世纪七十年代对结构功能主义稳定和均衡承诺的不满,随着这种话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讨论,危机话语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古尔德纳开启它时的状态,不再局限于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社会学被彻底的重新审视,从而进入一种不断诊断自身和尝试重新定向的状态。相对于冲突论和后起诸理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改写和拓展,社会学危机话语表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首先是对社会学的反思,尝试将其重新定向,并表现出制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特点;其次是对社会学危机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从学科设置到就业市场,对社会学进行制度化层面的诊断。反思实践在当代业已成为社会学的主流,国内也多有讨论。制度诊断体现了社会学危机的地域特点,它是对西方,特别是北美社会学危机的反应,对非西方而言理所当然具有一种他性。
单纯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探讨危机话语,容易忽视这种话语背后的时空背景因素。非西方社会学对理论和知识的探讨可以视为危机话语传播的后果之一,存在延续危机和突破危机的两种可能,本文并不讨论。事实上,危机话语中的制度诊断提供了另一幅画面,它不是对功能主义的不满,也不是对认识论分裂的修补,它直接涉及西方社会学对自身生存状况体验的描述。制度诊断无疑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危机话语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并为非西方社会学在本土情境中建设或重建这门学科提供了有意义和价值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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