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超英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流散”并不神秘。在经验的层面上，它就是移民问题——无论是被迫、被动的离散还是主动外求的迁徙，在世界各地都有漫长的历史和多样的表现。以此意涵为主轴，在学术实践中，流散研究的对象有广狭之分。最狭义是对公元前犹太-希伯来特定时期（主要是“巴比伦之囚”时期）的历史研究，依此稍微扩展的是对相关族群（如犹太人等）长期文化特点的关注。而流散概念的折中义可能是现在使用得最普遍的，是指与当代越益广泛、大量的跨国移民现象有关的体验和后果。再广义，则包括了所谓“内部移民”——一国之内的人口迁移、区域关系和社会变迁。而其最广义，则除涵括上述所有要素之外，更包括与之伴随的精神领域的流变，重点在于文化哲学、文学艺术上的理解，故有流散文化、流散文学（流散作家）、“流散美学”①，乃至国内个别学者所使用的“流散诗学”[1]诸说。

流散研究自新世纪开始以来渐受我国学界重视，但其于20世纪后期已在国外兴起。20世纪作为一个“移民的世纪”，前有二次大战制造的数以千万计的跨国移民，以及非殖民运动中诞生的不少独立国家，因其欠发达状态，导致政治独裁与社会动乱分裂之间的循环，常有疆界漂移、人民离乱的情形；后则有柏林墙倒塌、冷战格局骤变、政治地图改写导致的人口运行，以及因新兴产业出现、跨国公司崛起所加速的全球化趋势，加上后现代思潮对人的恒常归属和固有身份所作的非本质主义解构，都使流散话语逐渐走上人文学术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