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少年司法制度的价值分析
2012-08-15吴丹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2年12期
吴 丹
(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江苏 大丰 224100)
1899年7月1日,美国伊利诺斯州通过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同日芝加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标志着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少年司法制度是国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大战略措施。[1]历经矛盾、平衡、切换、选择,少年司法制度在世界各国都在争论与挫折中发展。要使我国的未成年人获得全面、特别的诉讼权利保护,就必须深入剖析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寻求转型时期所孕育的各种积极因素,从而使这一制度体现其价值。
一、追根溯源——“恤幼”的传统观念
我国古代最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关怀的,莫过于立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早在西周时期,立法者就认识到人的年龄和认知、控制能力之间存在着联系,将年龄作为减免刑事责任的事由之一。《周礼·秋官·司刺》、李悝的《法经》、东汉的《汉津》、《唐律》、《唐律疏议》等,都体现了“恤幼”的精神。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颁发诏令:“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即对七岁以下的,除不道罪外,都不受捕禁。《唐律疏议》中还有,“议清减老少疾不合拷讯”的规定,即享有议、清和减等特权的人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身体残疾者为禁止刑讯的特殊对象。[2]
二、价值分析——向传统理论的挑战
“青少年司法系统的历史表明,警察、法院和用于处理青少年的法律矫正系统是一部监督青少年社会和道德行为编年史的制度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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