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刚

春秋时代语言变革的意义之一是“完成了从以《尚书》为代表的古体文言向新体文言的转变，建立起中国文学新的语体形式”［1］。实际上，这一转变不光对文学有影响，它建立起了一切“学问”的新的语体形式，即产生了文献的新的语体形式和语言风尚，一个显著表现是先秦书面语与口语的接近，这种书面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较小差异性使得文献的创作与接受不再如古体文言那样晦涩，而且新体文言使文献创作开始日渐变得丰富、丰满、生动、形象，最终走向了繁荣和成熟。

一

大量的地下出土实物和传世文献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常见的文献载体除传统的金石之外，竹木已经成为文献内容的主要承载物。与竹木文献直接相关的汉字有典、册、篇，三者本义相同，皆谓简册。甲骨文字形表明先秦之前典、册已经出现，目前于先秦文献中未能检得“篇”字，但《说文》收其小篆字形，因而虽不能确定篇作为形式和概念开始被普遍认识和应用是在先秦时期，但这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对竹木文献的认识获得进一步扩展。竹木不具有金石不易损毁的特质，但这并未影响人们对文献载体所寄予的传之久远的祈望。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战国简表明，以文献为陪葬品在先秦贵族墓葬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先秦贵族以文献为陪葬品，在传世文献中亦有记载。《太平御览》卷五六〇引《皇览·冢墓四》:“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2］(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