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国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毛泽东社会主义人才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才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用人育才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人才观的形成以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为标志，即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途径、赶超方法、发展思路等进行了新探索。尽管这些探索是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人才培养的实践途径

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需要大批人才，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全社会大量的人才需求呢?在毛泽东看来，一方面必须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技术专家与人才，另一方面必须以工人阶级现有的人才队伍为基础，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需要的宏大人才队伍。毛泽东认为，造就宏大人才队伍可以选择多种渠道、多种途径。但主要的是三大途径，即改革、科学、民主。这就是说，实践性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人才观的显著特点。

首先，改革实践是锻造人才的动力。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P6因此，我们必须改革旧教育，创造人才培养的条件。他说：“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P19而要改革就要付出代价，代价的直接结果就是锻造了人才。毛泽东说：“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P411这段话，主要是从近代报刊历史有感而发的。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倒如《民报》案，章太炎、章士钊都是立志改革的报界杰才。毛泽东青年时期成才的经历也是与办《湘江评论》等报刊有关，屡遭查封，百折不回。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6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与他谈话时告诫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毛泽东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这就是讲的改革付出代价后的副产品，立志改革的人往往在逆境中成才，在曲折中发展。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P411-412

其次，科学实践是锻造人才的熔炉。毛泽东指出：“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5］P227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求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和掌握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1956年1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根据会议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集中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以及若干方面的具体计划。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确实锻造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再次，民主实践是锻造人才的新路。“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5］P548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黄炎培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粗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P149民主，不仅是防止人亡政息的新路，也是发展科学文化的新路，锻造人才的新路。为了把它具体化，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3］P7501957年毛泽东更加系统地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双百”方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互相争鸣的形势，他们著书立说，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毛泽东借鉴这段历史，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时期，以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求得马列主义的发展。这是他的一大贡献。这一方针刚提出，遗传学界、地质学界便活跃起来，着手纠正—些错误的做法，如：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学术争论，强行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给一种学派戴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桂冠，给另一种学派戴上资产阶级的反动标签等。由于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展开了自由讨论，各抒已见，取长补短，使遗传学、地质学得到很大发展。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这个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

二、人才脱颖而出的培训方法

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指出：“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1］P131到了1958年以后，为鼓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他对破除迷信的问题就讲的更多了。他极力勉励我们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和青年，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说，赶超性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人才观的精神内涵。

首先，鼓励创立学派赶超。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中指出：“自古以来，创立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中又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青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中强调：“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会议还印发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

其次，鼓励自学成才赶超。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中说：“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下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P1211964年7月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P135

再次，鼓励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据王任重回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要我们抛弃贾桂式的奴才相，打掉“自惭形秽”的自卑感。又说，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学习，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还反复说，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当年夏季王任重就写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了一个说明，说本来打算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因为有的同志不同意，才用了现在这个题目。其实这两个题目的意思是一样的，王之所以特地说明，是因为感到有些同志，包括他自己在内，当时思想不够解放，总认为马克思是高不可攀的，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敢“置一词，疑一字”，看到有疑问或不正确的地方，总以为可能是翻译上出了错，所以提出了“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更加显眼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59年，王任重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毛泽东，毛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话，含义非常深刻。他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我们的一般革命工作者，即使是理论家都能像马克思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同等或者更大的贡献，并不是哪个人和马克思比高低，比分数，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发展就是超过。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如果当代人还只具有牛顿那样的物理知识，就不能称之为物理学家了。关于马克思，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我们还是不顾目前实际地重述一百几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叙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和他们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我们就是盲目无知的傻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句话，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要妄自菲薄，要学习革命导师的榜样，继承、捍卫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态度，决不是什么狂妄自大，也丝毫没有不尊重马克思的意思。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本身提出来的要求，是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人才建设的发展思路

1958年前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才建设的发展思路，这就是学校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知识分子要走又红又专平衡发展之路，干部要实现贤能兼备协调发展。这就是说，建设性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人才观的价值取向。

首先，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在1957年和1958年分别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个全面发展的思想，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孔子，到近代的洛克、斯宾塞都提过，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更明确提出：培养人们在德、智、体、行方面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在强调德育的同时，也提出过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而毛泽东早在1919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就从理论上论证过体育的基础地位和德智体并重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教育方针，它作为教育内容的结构，是由人的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因素制约的。人的自然实体，是指人的生理解剖上的特征，即体育;人又是社会的实体，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包括伦理政治思想，即德育;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掌握科技和使用工具的人，体现于智育。由于教育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关系不同，德育的性质也就不同，决定我们的教育方针离不开“社会主义觉悟”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由于社会教育的人民性，不论何种制度下的教育方针都离不开“有文化”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就曾加写过这么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鲫、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4］

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中德育是首位，但三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同步进行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会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反常的情况下，如果某一方面的发展受到损害，则同时也损害着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由于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德智体几方面的发展又常常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从保证教育对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全局出发，全面贯彻，不可偏废，不可互相代替。不能因为政治思想是统帅是灵魂，就过多的上政治课，过多的搞政治活动。但也不能因智育重要，而把智育看成是第一，唯一，重智育轻视德育和劳动教育。智育中应当包括劳动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在实践中学习，不能关门读书，应组织社会活动，课外活动。当然，体育的基础地位也不可忽视。

其次，又红又专平衡发展。党的“八大”就提出过：要“培养一支数以万计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2月19日印发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又红又专》一文中做了专门论述。何谓又红又专呢?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3］P803红与专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素质问题，分别从思想政治、文化专业两个方面提出的不同要求。所谓红，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其服务;而人们所具备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就是专，专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者成为本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3］P803红不等于专，但一定要专。因为红要有科学基础，要有社会实践的效果，就一定要专。而专，作为一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可以为各种人掌握，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达到不同的政治目的。所以专也不等于红，但可以体现红。因为红是通过人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态度和贡献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只有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实现红与专的统一，才能成才。人才是红与专的统一。而要做到又红又专，就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3］P803对于这两种倾向所造成的结果，陈毅曾以飞行员作比喻说过，如果一个飞行员技术上可以但政治上不行，一起飞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显然不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如果一个飞行员政治上可靠而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下来，像这样的飞行员又有什么用呢?因此，陈毅谆谆告诫人们，没有不结合政治的专业，也没有不结合专业的政治，一定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和空头的政治家。可见，红与专的辩证统一，有机地体现在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身上，一损俱损，缺一不可。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才，正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因此，人们只有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作出贡献，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红就要注意思想和政治。毛泽东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P803这里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把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分作两个层次论述。政治相对于经济而言，涉及的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相对于党的中心工作而言，涉及的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政治是全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同样，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也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还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历来就有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能迷失政治方向，也不能坐而论道，空谈政治，而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把正确的思想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巨大物质力量。实践表明，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可能缺少的，它和业务工作是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它在培养人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专就要懂业务和技术。毛泽东指出：“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3］P803这就告诉我们，为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红一定要体现和落实到本职工作上。领导干部是否努力了解现代领导和管理科学，并懂得本行业的具体业务，专业干部是否努力钻研和精通本行业务，这是真红还是假红的问题。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就是要看他是否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一些名不经传的知识分子，在平凡的本职岗位上，呕心沥血，埋头奉献。一些为祖国争光、为科学献身的学者专家，专心致志于某一专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这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献身的精神，既是专的表现，也是红的表现。

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前进。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他首先揭示了，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说：“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3］P805接着，他要求把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3］P805由上，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比较法”。一是“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3］P805二是“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3］805总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才，应该是又红又专。从红的方面讲，应该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共产主义道德和科学的世界观，应当成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模范。从专的方面讲，要求除了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及专业知识，还要有熟练的生产技能和创造能力。这样，才算红、专的统一。这既是对人才的根本要求，也是红专统一的成才规律。

再次，贤能兼备协调发展。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随毛泽东去长沙，在火车上毛泽东给王任重讲了春秋时秦穆公对伐郑失败，承担责任，始终重用孟明视的故事，他要求领导者应具有崇尚贤能的品质，尊重我们队伍中千千万万的“贤者”和“能者”。那么，何谓贤者?何为能者呢?在古人看来，贤者包括贤人、君子、士之类，一般是指经纶满腹的饱学之士;能者，即有各种特长的人，一般是指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这两者是很难兼而得之的。因此《孟子·公孙丑上》曰：“贤者在位，能者以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有大功之验也”。

贤者在位，就是要选拔有贤德的人居于掌权的地位，即不能埋没德才兼备的贤者，应授以适当的权位。因此，“贤能不待次而举”(《荀子·王制》)，就是说，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贤能者，不应当按照通常的升官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贤者避世”(《论语·宪问》)，往往“隐居以求真志”(《论语·季氏》)，就是说，在古代有不少有才能的人隐居在山林川泽，躬耕于乡野田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为网罗这些人才，必求贤于草莽之中，“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管子·霸言》)，文王访贤，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周公世家》)就是礼贤下士的历史佳话。正是由于从春秋战国起实行了尚贤、礼贤下士的原则，使新兴地主阶级得到大批贤才，最后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总结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了贤者在位的重要性。孔子说：“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说苑·杂言》)。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汉武帝《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书·汉武帝纪》)。唐李世民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资治通鉴》卷197)。历史上这样的论述还多得很，对于如何认识贤才的重要性，如何评价贤才的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都有不少启发。

能者在职，就是要使有才干的人，就任合适的职务，即察能授官，使能力与职务相当。“能”主要指实际工作水平，即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实际能力、才能，它与才、学、识有关，但主要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管子·权修》篇就提出：“察能授官”，认为这是任用人才的总原则。《五辅》篇列举了“任力”要务：“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指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管子·五辅》)主要强调“任力”，即强调“任官辩事”，“任事守职”的实际能力。墨子也主张因能授官：“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尚贤中》)。“听其言”即考察一个人的学识和思想水平;“观其行”即考察他的实际表现，看是否言行一致;“察其所能”即了解有什么特长、有多大能力，然后才授以官职。能力大的做国家级官员，能力中等的做地方长官，能力低的做基层官员，官职的大小要与能力的大小相当。他说，如果一个人本来能力不强，“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中》)，人为地加官十倍，结果是“有其位而无其能，有其职而无其才”。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荀子也主张“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贤能者所给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君道》)。根据能力授官，使大家能担负各自的任务，各得所宜，并根据贤能程度的高低分别任命为三公、诸侯、士大夫等。他主张整个用人制度都应根据这个原则确定。假如不这样做，能力小而任重职的人，除了碎骨折腰再没有其他的出路。君主安排等级名分不混乱，臣下按能力接受职务而不至于陷入困境，国家的治理就达到最好的地步了。

贤能兼备，就是在现代人的用词中，往往把贤与能并列起来使用。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10月17日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理，谁料只隔一周，毛泽东于25日复函周世钊。信中说：“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很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这里的能，指才能，也指能力。统言之，即贤才之能也。当然，也有把贤看成德，把能看成才的。毛泽东说周世钊“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就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指素质)使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贤者在位讲的是选人的道理;能者在职讲的是任人的要求。从选、任统一性的角度，周世钊也是“可以兼的”。毛泽东接着写道：“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5］P184这封信给周世钊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在工作上得到帮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J］．红旗．1958，(7)．

［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