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武刚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安徽合肥230051)

宋代桥梁研究述论

康武刚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安徽合肥230051)

宋代乡村公共事业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作为宋代乡村公共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桥梁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福建、江南等地宋代桥梁已经得到较为深入的开掘，此外有关宋代桥梁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因的研究模型也渐具规模。

宋代;桥梁;佛教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宋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关于宋代乡村公共事业的相关研究也著述较多、成绩丰硕，其中，有关宋代桥梁史的研究是其主要关注点之一。

一、福建及江南地区宋代桥梁研究

许多学者都对有着丰富桥梁遗迹与记述的福建地区尤其是泉州进行了探讨，并且成果卓著。

首先，很多学者认为泉州地区发达的海外贸易，造成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推动，其中，对桥梁的修筑产生的刺激作用也受其益。如: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之桥梁研究》［1］(P313-334)对泉州及宋元时代桥梁所作一番概述考察。他的另一文《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2］(P324)则据《重修泉州府志》所列有《宋元时代泉州(晋江)桥梁简表》于其时其地的桥梁作了概览之统计。李意标、黄国荡《南宋泉州桥梁建筑》［3］(P68-72)认为南宋时期泉州地区出现了一股造桥热潮，并对其原因作了分析。

其次，一些学者从佛教信仰对于信徒的影响来分析该地桥梁的修造。如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4］(P231-258)率先专门将僧侣这一重要造桥力量纳入考察视野，对《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中有关各地“关梁考”作了评述并逐一考察，认为僧侣功绩失载严重。其文结合诸桥的碑记，论述了宋代僧徒在发起募款、设计、建筑、看守以及重建等方面的贡献，并对宋代僧徒创建及重修桥梁分布地域作了统计。李玉昆《僧侣在宋代泉州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5］(P41)研究了佛教在泉州地区的发展和“众善奉行”的宗旨对促使僧侣积极参与泉州桥梁的建造和管理的作用。杨文新《宋代僧徒对福建桥梁建造的贡献》［6］(P290-293)考述了福建地区僧徒参与建造的桥梁分布。

再次，一些学者从造桥的取材、技术等方面展开对于泉州地区桥梁修造的研究。潘洪萱《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的石梁桥》［7］(P286-291)对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石梁桥的建造情况、建造技术、大造石梁桥的原因及其在桥梁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做了相关深入探索。庄景辉《论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8］(P729)考察了宋代泉州石桥建筑的经济基础概况、科技成就、在海外交通方面所起的作用。陈鹏《宋代泉州桥梁及其建造技术》［9］(P144-151)考察了泉州五邑所造桥梁的数量、布局分布，认为泉州桥梁建造技术方面有很大进步。曾维华《泉州宋代安平桥建筑年代考》［10］(P225-227)考证得出安平桥建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十一月。金秋鹏《潮州湘子桥》［11］(P109)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唯一集梁桥、拱桥和浮桥于一体的湘子桥的兴修历程。

除了桥梁修造较多的泉州地区，江南地区作为水网密布、经济发达的区域，在宋代桥梁修造方面也很有成果。一些学者对宋代浙江的地区桥梁建造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如丁大钧《绍兴八字桥与立交桥》［12］(P72-79)对绍兴地区的八字桥、广宁桥等古桥作了实地考察，纠正了自身前期论述的失误。吴鸿丽《两宋时期泉州地区造桥热潮的原因探析》［13］(P48-53)认为两宋时期泉州地区出现的造桥盛况与其地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发达、港口繁荣、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参与密不可分。朱建明、周建忠《浙江德清宋元桥梁初探》［14］(P95-103)通过对德清县有代表意义的11座桥梁的介绍，总结了浙江地区宋代桥梁的几个显著特征:经济的发展带动桥梁建筑水平的快速提高;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结构科学，技术完善;造型古朴，风格雅致;合作交流，影响深远。沈重丽《宋代的城市“立交桥”》［15］(P8-10)对绍兴市区现存的宋代八字桥之结构功能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二、学术专著与学位论文中的宋代桥梁研究

张文在《宋代民间慈善活动研究》第二部《宋朝民间慈善的基本形式》［16］(P80-93)中有一节是关于造桥与修路，其着眼点在于民间对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与资助，其搜集的史料多从方志中来，而针对宋朝的修桥活动将其归纳于宗教因素的影响，缺乏对相关史料深层次、多视角的解读。

河南大学硕士任峙所作《宋金桥梁研究》［17］，以宋金时期建造的桥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其结构形式与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能对宋金时期桥梁的结构形式、施工技术等方面有所认识发现，以期能对我国现代桥梁建设有所帮助。由于北宋东京城内河流纵横，桥梁建设较多，文中对其进行了分类论述。宋金时期桥梁主要类型为梁桥、拱桥、索桥、浮桥，文中对这四种桥梁类型及宋金时期一些特殊类型桥梁的结构与型式进行了分析。对宋金桥梁建造技术，从桥梁的桥址与型式的选择、基础、桥台和桥墩及上部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关于宋金桥梁装饰艺术，主要从桥梁与环境及桥梁的装饰艺术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述。其视角是断代的桥梁建筑历史研究，以宋金时期建造的桥梁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其结构形式与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对宋金时期桥梁的结构形式、施工技术等方面有所认识。整体看来，论文所搜集材料较多，其宋金桥梁研究主要侧重于建造技术的研究，可惜的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深入展开分析。

湖北大学硕士孟传鲜《南宋桥梁史专题研究》［18］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叙述南宋桥梁的概况，主要是结合《宋元方志丛刊》及其它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南宋桥梁数量作了统计，得出其时桥梁建造数量庞巨、发展呈繁兴局面的结论，并对此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加以探讨，认为是由此时期的地域要求、经济重心南移、经济发展、建造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促成的。南宋时期的大多数桥梁可粗浅地分为梁墩桥、浮桥、拱桥、伸臂梁桥、特殊桥梁五大类。至于南宋桥梁的出资方式，按出资者的不同，将南宋桥梁建造的出资方式粗略分为三大类:一、官府投资;二、私人捐资;三、多方集资。官府投资为交通大邑桥梁建造的主要出资方式，源于官府的职责与实力。私人捐资为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多方集资则可发挥“集腋成裘"的功效，于公共建设意义重大。对南宋桥梁建造技术的探索，首先集中对桥梁建材作了一番考察，主要探讨木、石、竹、铁四种建材在南宋桥梁建设中各自的用途以及建材对桥梁建筑影响的三个方面，认为木、石、竹、铁多种建材的精巧组合、搭配，构筑了各式各样的桥梁，但这四种建材都有一定的缺陷，促使人们去克服与改进，从而使南宋的桥梁建材整体上显示出一个较为明晰的以石易木的趋势。其次着重于考察桥墩选址、梁墩桥及浮桥建造技术，对相关细节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述与探讨。

杭州大学莫小也的硕士论文《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修桥义行》［19］，独辟蹊径，抓住江南市镇水多桥多的特点，把修桥义行这种社会活动，放在经济发展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视角下，进行探索，对于人们了解江南市镇开辟了新的途径。

三、宋代桥梁建造社会经济动因的延伸讨论

一些学者关于明清桥梁的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考察宋代桥梁以后的演变、拓展我们的视角不无裨益。如日本学者川胜守在他的近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20］第三章“长江三角洲石造虹桥和市镇的形成”中，对江南市镇的桥梁作了细致的分析，颇有启发意义，特作简要的介绍。首先，他从江南水乡桥梁的视角来看市镇的水路交通，重点考察了南浔镇的111座桥梁，得出的结果是:这些桥梁大多分布在运河市河等交通干线上。其次，他认为，通过桥梁的沟通，使市镇的空间得以扩大。再次，他对二十五个市镇373座桥梁作了数量分析。明后期(嘉靖至万历)以及清中期(雍正至乾隆)是桥梁建造的旺盛期，与经济发展状况完全对应。与此相呼应，嘉靖至万历以及康熙至乾隆时期，大批木桥改建为石桥。而桥梁的建造者大多是民众，有地方大姓，也有徽州商人与洞庭商人，而由地方上的慈善机构善堂善会等组织出面承担具体事务。川胜守的结论是:第一，桥梁的建设是地域开发的一部分，是定居与文化移植的重要一步;第二，宋代是桥梁创建的开始，元代有一定的发展，明清时代出现飞跃的发展;第三，嘉靖至万历，康熙至乾隆是两个高潮，与这些地区生丝与丝织物生产，棉花与棉纱、棉布生产的扩大时期是一致的;第四，桥梁建设与商品生产，尤其是与江南市镇建设是互动的。

在目前的宋代公益事业研究中，黄敏枝的研究指出，僧人广泛兴建桥梁、水利工程、各类慈善机构，并积极介入了各种社会救济活动。黄氏主要讨论了僧人与寺院为宋代公益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21］。王宇的论文则试图通过宋代温州平阳县乡镇的桥梁建设这一个案，探讨普通群众在基层公益事业建设中的作用。这些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佛教信徒，佛教信仰更是他们参与到公益事业建设中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黄氏研究的扩展［22］。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书中针对江南地区的水利设施的修建有很精辟的分析，提出水利共同体在宋代江南区域社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该文认为并不能据此就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可以取代官方势力的后世所谓的士绅阶层。

学界对于宋代桥梁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宋代桥梁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史料方面，未能从史籍中找寻足够多的史料。二是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与东南，对于其他地域的桥梁分析稍显不足。三是研究视野有待开阔，尤其对史料背后的社会史、经济史角度的分析有待深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存在一个士绅阶层这样的中间层，另外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彻底否定中间层的存在，或者认为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明清时期在基层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士绅阶层。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中间层?其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相信随着对宋代桥梁的深入剖析，可以给我们一个解释。

［1］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之桥梁研究［J］.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1.

［2］程光裕.宋元时代泉州桥梁建筑与港市繁荣的关系［J］.宋史研究集(第21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1.

［3］李意标，黄国荡.南宋泉州桥梁建筑［J］.福建论坛，1985，(3).

［4］方豪.宋代僧徒对造桥的贡献［J］.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

［5］李玉昆.僧侣在宋代泉州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J］.法音，1984，(2).

［6］杨文新.宋代僧徒对福建桥梁建造的贡献［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4，(1).

［7］潘洪萱.南宋时期泉州地区的石梁桥［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4).

［8］庄景辉.论宋代泉州的石桥建筑［J］.文物，1990，(4).

［9］陈鹏.宋代泉州桥梁及其建造技术［J］.南方文物，1994，(4).

［10］曾维华.泉州宋代安平桥建筑年代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2).

［11］金秋鹏.潮州湘子桥［J］.中围科技史料，1999，(2).

［12］丁大钧.绍兴八字桥与立交桥［J］.中国勘察设计，2004(3).

［13］吴鸿丽.两宋时期泉州地区造桥热潮的原因探析［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1).

［14］朱建明，周建忠.浙江德清宋元桥梁初探［J］.东方博物，2006，(2).

［15］沈重丽.宋代的城市“立交桥”［J］.文物世界，2007，(2).

［16］张文.宋代民间慈善活动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任峙.宋金桥梁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7.

［18］孟传鲜.南宋桥梁史专题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08.

［19］莫小也.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修桥义行［D］.杭州:杭州大学，2007.

［20］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9.

［21］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M］.台北: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9.

［22］王宇.宋代两浙地区桥梁的捐建——以张绍宽编民国《平阳县志》平阳石桥碑记为个案［J］.浙江方志，2008，(1).

(责任编辑:刘 明)

Abstract:The study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 in Song dynasty has got lots of achievements.The study of bridge in Song dynasty also made rapid progress as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For example，the study of bridge in Fujian and Delta Area of Yangtze River gets better results.In additio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asons about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were also explored.

Key words:Song dynasty;bridge;Buddhism

On the Theory of the Bridge in Song Dynasty

KANG Wu-gang
(Anhu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efei 230051，China)

K244

A

1008—4444(2012)04—0038—03

2012-04-25

康武刚(1981—)，男，安徽阜阳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