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雷

批判性话语分析与中国话语分析的转向

陈 雷

批判性话语分析是话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包涵的批判理论成分而更具社会现实指向。作为一种发展形式，它也契合中国话语分析转向的趋势。

批判性话语分析；批判理论；转向；中国话语分析

一、前言

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是西欧语言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学思潮，其源头为批评性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几位反主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家M.Fourcault，N.Faimlough，G.Gress，R.Fowler等。[1]批判性话语分析至今仍然是话语分析中一股强有力的思潮，在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有很大的市场。

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成分和指向

批判性话语分析并非凭空出现，在本学科领域中，它也发源于当代语体学研究，是对主流话语分析(mainstream discourse analysis，MDA)与主流社会语言学的一种反叛。[1]但是，有学者指出，在话语研究领域内部，批判性话语研究并非是简单的全面否定，对于主流话语分析来说，它其实是后者的一种延伸与扩展。批判性的话语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始终没有偏离与社会实践相关的宏观语言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语类和语用分析领域。但是，主流话语分析中经常会涉及的一些社会学与政治学术语反倒是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比较少见。

在理论背景上，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产生则复杂的多，虽然主流话语分析学者喜欢攻击它缺乏理论支持，但在事实上，批判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各大思潮交锋之间，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权力理论、互文性理论等诸多观点的影响，也有它的理论渊源。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有很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强调，“霸权”就必然要强调意识形态，就必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结构和习俗是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成为正常关系这一关键问题。而另一代表人物阿尔图塞则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纯粹的“观念”，意识形态是与社会机构的具体实践紧密相连的。[2]这些观点显然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影响重大。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想的言语情景”这一概念，认为一门批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

其次，现代权力理论也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大思想来源。马克思的权力理论、韦伯的权力理论以及经典精英论一起构成了现代权力理论。这三个渊源的大背景之外，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的影响就更为突出：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和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2]

最后，巴赫金的互文性理论也给了批判性话语分析不少启发。巴赫金强调的是话语的互文性，语篇的制造者会同时受到两种压力的影响，一种是循规蹈矩，一种是大胆创新，将各种体裁交织起来创造新意，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结构，促进社会变革。另外，巴赫金还认为，话语同权威相结合会获得特别的强调。有种特别的独立性。权威的话语要求外界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3]

批判性话语研究的话语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话语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语言实践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第二，话语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第三，一种话语即是对有关制度可能或不可能说出什么，以及可能或不可能做出什么进行定义、描述和界定；第四，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权利与知识系统，话语就成为社会的结构原理。

这些观点不仅仅是语言学与社会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批评社会理论和语言学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2]以科学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寻求对它们的重述是批判性话语研究的一大特点。而同时，批判性话语分析将话语分析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大众语篇上。例如，电视、广告、报刊、官方文件和法律法规等，研究的课题包括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教育、就业和法律方面的不平等、战争、核武器与核力量、政治策略和商业行为等。[2]从研究范围上可以看出，批判性话语分析是指向实践的。

批判性话语分析通过对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大众语篇进行分析，旨在具体展示话语在社会进程和社会变革以及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辩证关系中是如何出现和理解的。意在揭示语言，将社会中神秘的、隐秘的一部分暴露于公众目光之下。批判性话语分析以隐性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并暗示变革的可能性。这也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诉求。

三、中国话语分析的现当代转向

中国话语研究逐渐脱离传统的转向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这一过程的启动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而国内“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也相继出现。继坚船利炮之后，个人主义、二元对立等西方观念的输入对于晚清“万马齐喑”的学术界来说无疑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在国内外的对比之下，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反思也由此被激发出来。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儒家的治学传统也一并受到了摒弃，对个体心灵安置的追求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被淹没而失语。

在话语研究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救亡图存成为了第一要务，在这时继续埋首故纸堆不免为人诟病。而随着西方功利与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与接受，指向内心的，追求个人之完善的中国治学传统更加显得不合时宜。在中国话语研究的传统路径走入困境的情况下，出现一场话语方面的大的变革甚至革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主张复古的有之，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要废汉字代之以罗马字母的亦有之。而真正实现了的一场最大的话语改革运动是书面语言废文言文而用白话文的变革。这一文体与文风的革命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话语研究的传统。借用福柯对话语的定义，在这场革命中，话语已经与整个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权力高度地结合了起来。这一阶段的中国话语研究已经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它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在整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话语研究都紧跟着时代的需要，再也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抽离出来。同时，20世纪初以来，传统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话语研究领域中被摒弃被忽视之后，被引进来的外来的话语研究范式往往能够契合现实的需要，极快的发展起来。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中，建国后苏联对中国的文化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大举进入过程中都不难找到证据。

到了21世纪，中国的学者开始对五四之后中国话语研究转向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许多学者认为，到了当前时间段，应该让话语分析在中国进行一个文化的再转向，从跟随西方发展到建立起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研究范式。

一方面，话语分析的当代再转向是西方话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话语分析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批判性话语分析出现之后，它对于西方社会的分析与反思已经非常深入，话语分析在西方已经看到了自身学科的局限性及其对所处的西方社会已经或可能造成的文化后果。在这个时候，话语研究继续对西方亦步亦趋显然已经没有意义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另一方面，话语研究在当代的再转向也是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研究范式的需要。近百年来，在中国取得较大认同的一直是外来的话语分析思想。不可否认，在历史上中国一直采取的“拿来主义”有其合理性。借助国外的话语分析工具确实能够取得许多依靠中国治学传统所难以企及的成果。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享受西方话语分析工具的同时，当前中国国内话语研究界甚至出现了“西化有余、东学不足”[4]的窘境。在话语研究领域，西方的中心主义表现得也很明显：西方的在国际上被渲染成了普适性的并且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普遍默认。中国的当代意义上的话语研究体系是近40年才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结果，可以说是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出身的。在话语研究领域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国学者所处的是一个弱势的、跟从的地位，并没有自己的成型理论或范式。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一些突出的特质。首先，中华文化具有特殊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比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阴阳辩证的思维模式；其次，中华文化是以“阴阳平衡和谐”为最高的人生、社会理想，譬如以“仁”、“礼”、“和谐”、“中庸”为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再次，中华文化有特有的意义生成和解析的策略，如“言不尽意”、“以少总多”、“虚实相生”、“依经立义”；另外，在新的历史和国际环境里，中国话语有了新的变化，并蕴含着特殊的问题、观点、希望和要求。[4]中华文化的这些特质显然并不存在于西方话语分析的视野之中，因此，中国话语研究就必须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境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范式，甚至形成一个话语研究中国学派，在这一领域获得自己的话语权。[5]而批判性话语分析由于其理论成分和指向对于中国的话语研究转型提供了具体的问题焦点和方法。

[1]陈忠华.杨春苑，赵明炜.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J].外语学刊，2002，1.

[2]张红燕.论批评性话语分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张红燕.对权力话语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4]施旭.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5]王晓军.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系统思考—一个语言学视角[J].外语学刊，2011，2.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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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武汉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