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海燕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重庆401331）

一、语言与思维

18世纪末、19世纪中，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提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认为每一种语言都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结构的差异是不同民族精神的自我体现。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认为，语言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与马林诺夫斯基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也认为，语言不是一个任意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文化模型。萨丕尔说：“言语具有一种非本能、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语言学习者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习得了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语言系统内部规则的同时，也内化了本民族文化系统中的规范。”［1］P127

人们一旦掌握了某种语言，同时也在接受着这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规训。语言是思维的主要载体，又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制约该民族语言的组织结构方式和语义特征。

二、中西主、客体思维方式的区别

中西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其思维方式自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中西思维差异源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不同。了解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比较汉、英语言不同的特征，可让我们较为深入地发现两种语言的内在规律，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天人合一”，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归一”的儒道思想，到易经的“天地合德”，及至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无不体现出最鲜明的中国哲学思想，即天人合一。这个思想把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融为一体，其要旨是：“整个宇宙，包括天、地、人在本体上是统整状态，不可分的”。［2］P76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里，自然与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处于同一有机体中。自然本为人，人实为自然；天道即人道，反之亦然。人的德性是由自然界的“生生之德”所赋予的，是自然界长期演变进化的结果。而天道亦即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它并存于人的心灵之中。在这种思想看来，世上根本没有无生命、无灵性的物质，色彩、光线、各式各样的形态都是流转变幻的生命体，它们与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正是由于人的心性与天一体相通，在古代先哲们看来，人的生命意义就在于精神的自我完美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3］P701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宋代程颐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二程遗书》卷二）朱熹也说：“一心具万理。”（《朱子语类》卷九）［4］P49他们认为，一切均无需外求，不需要从客观世界获得认识，只需反求诸己，达到“诚”的境界；只需涵养“浩然之气”，任其充塞于天地间扫荡乾坤；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

这种把天人等同的内省观可以说渗透到了华夏民族的无意识之中，形成了汉民族显著的主体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思想使思维对象指向人自身而非自然，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中国人的思维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是因为它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指拨客观事实，以政治判断指拨真假是非，以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主体意向与认知本体合一，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使思维受制于情感，以情感代替理性。”［5］P43

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是把世界本体看作一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预成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探讨世界的这种本原。古希腊哲学家曾以探究宇宙自然的终极原因为己任，泰勒斯（Thales）、阿拉克·西曼（Arak Seaman）、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都提出过各自的宇宙发生论。他们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天然分离的，主体的任务便是解释客体的“是”与“何以是”。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人的理性是支配客观世界的本质原因，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Plato）发扬了这种理性主义，把整个存在划分为形而下的“感觉世界”与形而上的“理念世界”，这是主、客二分模式的精致形态。

15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哲学发展到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并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近代认识论哲学创始人笛卡尔（Descartes）概括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本质：主体同客体的二元对立。“我思故我在”是他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他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思想，把人的思想实体与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对立起来，由此认为世界是由人与物、思想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构成的，第一次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之后，洛克（Locke）进一步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追求：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笛卡尔与洛克确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和根本追求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与核心。

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促使思维目标指向客体世界。西方人向来崇尚以自然为认知对象的主张，他们把宇宙和自然看成人类征服和无限索取的对象。他们相信，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源于对自然的惊异”。这种思维使西方人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对宇宙间的事物进行主客划分，把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进行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和差异分析。哲学中的这种致思倾向必然导致摆脱主体意识而重视客体意识。在科学的认知实践中，西方人“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强调客观性、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以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性。”［6］P43

中西方主、客体思维方式的差异自然会在语言的使用上产生影响，从汉、英语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可透视出上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三、主、客体思维方式在汉、英语言中映现出的差异

（一）在句子中

1.物称主语与人称主语

汉、英语中“物称”与“人称”的不同表达法与汉、英民族“主客二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汉民族的主体思维方式在表达上强调主体意识，注重从自我出发来叙述客观事实，倾向于描述人及其行为、状态，所以常使用人称主语；而英民族则采取客体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自然作为客观外在的实体，作为与人的思想、精神相对立的对象来处理。因此，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排除了主观因素，突出了物的重要，让物以客观事实的形式表达出来，强调物对人的作用及其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英语一方面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另一方面更多地抱以客观审视的态度，更多地以客观事物为主语，对其进行客观的剖析和描绘。例如：

Nightfall found him many miles short of his appointed preaching place.（物称）

当夜幕降临时，他离预定的布道地点还有好几英里路。（人称）

The happiness——the superior advantages of the young women round about her，gave Rebecca inexpressible pangs of envy.（W.Thackeray：Vanity Fair）（物称）

丽贝卡看见她周围的小姐那么福气，享受种种优越的权利，却有说不出的眼红。（人称）

Absence and distancemake the overseas Chinese heart increasingly fond of themainland.（物称）

华侨离乡背井，远居国外，所以他们在感情上越来越向往大陆。（人称）

2.被动句与主动句

汉、英主、客体思维差异对语言表达形式的影响还体现在两种语言被动句的使用上。尽管汉、英语都有被动句，但英语被动句使用范围广得多。强调客体意识的英语，在很多场合突出客观事实的存在，在描述事物阐述事理的过程中，叙述或观察的焦点常是行为或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凡是在不需要或不知道行为主体的场合，或在需要突出行为客体的时候，英语都采用被动语态，特别是在科技文章、新闻报道、公文和论说文里尤为明显。

相反，汉语被动句用得相当少。在中国人主体思维的影响下，人被看作是动作和行为的主体，事或物不可能实施动作或行为，因此表达上常以人作主语。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则用泛称如人们、有人、大家等作主语。当人称与泛称不言而喻时，又采用隐称，省略主语，所以汉语里有大量的无主句存在，如“刮风了”、“下雨了”、“停电了”、“几点了”等等。

汉语即使出现被动意思，一般也借助主动式来表示，指明受事主语，除了“被”字外，“让”、“给”、“叫”、“挨”、“受”、“遭”、“蒙”也可构成被动句，如“庄稼让大水冲跑了！”、“树给炮弹打断了。”另外，汉语中的受事主语句也反映了汉语的主体思维方式，这类把受事主语放在开头的句子，又称“意念被动句”，如“桔子、苹果买了一大堆”、“衣服洗好了，放进衣柜里了”。

（二）在情感隐喻中

莱可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他们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 Live By）里提出了“概念隐喻”的理论。他们指出：“隐喻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7］这一概念隐喻理论的实质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两个认知域，一个认知域的概念总是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

情感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它包括刺激情境及对其解释，主观体验、表情、神经过程及生理唤醒等内容”。［8］P364－365情感是人类最普遍、最重要的人生体验，人类的认知和情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对人类情感的研究构成了探索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表明：汉、英两种语言中有关情感的习语在语义结构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汉民族倾向于借助于身体部位来表达情感，英民族则更多地将人的情感与宇宙天体和自然界联系起来。［9］P31这反映出两个民族在天人关系上不同的哲学观：汉民族采纳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英民族却有着“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宇宙观。

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悲伤”、“恐惧”、“喜悦”的情感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英语表达“悲伤”的习语基于“Sadness is blue”的隐喻概念，如“She looks blue today”、“Paul was in a bluemood”、“I’m feeling rather blue today”，而汉语中表“悲伤”的隐喻常与“肠”、“眉”、“脸”等人体器官相联系，如“她听了这消息后，肝肠寸断”、“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愁眉紧锁，好像有很重的心事”。

英伦岛国，四面环海，英语中表“恐惧”的隐喻多与海洋有关，如“He waswhite about the gills”、“They were greatly taken aback by the news”、“It is not going to be an easy task because I can see rocks ahead”，而汉语中的“恐惧”隐喻多与“魂”、“魄”、“胆”等人的意识观念有关，如“他吓得魂飞魄散”、“敌人吓得亡魂丧胆”、“他吓得屁滚尿流”。

在表达“喜悦”情感方面，英语有“Being happiness is being off ground”（喜悦是离开地面）的隐喻概念，如“I was flying high”、“We were in the clouds”、“I’m six feet off the ground”，而在汉语里，“喜悦”情感却与“心”、“眼睛”、“眉毛”相连，如“他心花怒放”、“她喜上眉梢”、“他眉开眼笑”等等。

（三）在文体中

在文体上，客体思维的英语倾向间接、含蓄、委婉，主体思维的汉语则表达直接明快、立场鲜明、主观意识强烈。

英语的物称表达法叙述客观公正，结构严密紧凑，语气委婉间接，常用于书面语体。常使用的被动式往往不说出施事者，而让叙述的事实或观点以客观、间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如“The glass is broken”。这种不提及行为者的被动式最常见于公文、科技和新闻文体，其客观公正的语气避免了主观臆断之嫌，如“It is said that…”、“It is claimed that…”、“It is decided that…”、“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Air that is cooled suddenly shrinks as some of the moisture is squeezed out，and clouds are formed”。。

而汉语则惯用人称主语，“我”、“你”、“我们”等人称代词出现频率高，习惯用“我们认为……”，“我估计……”“你应该……”等主观色彩强烈的句式。在古汉语中，被动句是用“为”字或“为……所”结构来表示的，只是到了近代，汉语才有了“被字式”。但“被字式”曾被称为“不幸语态”，主要用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不企望的事，如“被捕”、“被杀”、“被剥削”等。现代汉语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被字式”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有时也用来表达中性意义或褒义，但大多数被动意义不用结构被动式，而用意义被动式。

汉语的被动句除了受到意义的限制外，还受到形式的限制。汉语的被动句一般要把施事者说出来，“被”字后面往往要带上宾语。还有，汉语中许多难以说出施事者的句子常常不用被动式，如：“玻璃杯破了”、“突然冷却的空气，由于挤出了部份水分，体积收缩，就变成了云”。

语言学家王力指出：“中国被动式用途之狭，是西洋被动式所比不上的。……至于中国语呢，就有大部分的及物动词不能用被动式了。……‘被’字有‘遭受’的意思。因此，对主位而言，被动式叙述的内容必须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西洋的主动句大多数可转成被动句，中国则恰恰相反，主动句大多数是不能转成被动句的。”［10］（P94－95）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主、客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各自语言形态特征不同的一个根本原因。汉语的主体思维客观上使汉语在表达上多用人称主语和主动句；英语的客体思维表现为多用物称主语、“it”形式主语和被动句。汉语表达直接明快、主观色彩强烈，英语表达间接、含蓄委婉、客观色彩浓厚。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是语言的内容。只有了解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比较汉、英语言不同的特征，才能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减少母语的负迁移影响，培养英语思维能力，找到英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地学习英语。同时，在汉、英语言文化交流中，需注意汉语思维及表达上的主观倾向，适时地调整思维模式，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必然会丰富两种语言的表达功能和思维取向。

［1］杨元刚.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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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6］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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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陈菁.从英汉表情感的成语看中西“天人关系”的哲学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10］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